开封城内，有一座很奇特的古代建筑，每天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从全球各地前来瞻仰。它的别致之处在于，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呈现在你眼前的都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幅飞檐耸峙、峭拔秀丽、古朴厚重的艺术杰作。

　　它的名字叫“清心楼”，是为纪念曾在这里留下千古英名的“包青天”而修建的，它之所以以“清心”为名，也是取自包拯的一首言志诗——《书端州郡斋壁》。

　　诗是这样写的：“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短短四十个字，犹如四十颗钢钉，牢牢钉在楼内的墙上。它抒发了包拯百折不移的人生志向，为天下苍生长治久安其九死而犹未悔的崇高理想。

　　内心清明是当官理政的根本，端方正直才是安身避祸之道。良木一定能成为栋梁，好钢绝不会曲为弯钩。鼠雀高兴是因为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而野草尽的时候，兔子和狐狸失去藏身之地就要愁怨哀鸣了。史籍上教训多多，切不可做那让后人千载唾骂的事情。

　　从这“座右铭”般的闪光文字里，我们除了心灵受到震撼之外，也不难发现它的核心就是两个字：“清心。”这是全诗的灵魂。因为“心”是人一身之主宰，是中枢机构，是一切行为的司令部。“心”正，则人必正。“心”清，则官必清。反之，亦然。

　　何谓“清心”？

　　“清心”就是让内心清静、明澈，一切用良知说话。它是正心、良心的代名词。

　　“心”清了，自然心明眼亮。《宋史·包拯传》记载了包拯任安徽天长县知县时对“割牛舌案”的审断，虽只有寥寥几句话，却显示了他的成竹在胸和明辨是非：“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这是一个无赖，因和一个农家有仇，就偷偷将这个农家的牛舌割掉了，牛要是没了舌头还能活吗？那就只得杀掉，可是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这个受害的农民显然遇到了两难，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只好告到官府，包拯就对那个农民说，你回家把牛杀了卖肉。那农民回家真的把牛杀了。无赖一看农民杀了牛，立马来到县衙，控告那个农民犯了法。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又反过来控告他？无赖大惊，只有磕头认罪。包拯的判断是英明的：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民干脆把牛杀了，让割牛舌者自投罗网。

　　“心”清了，自然正气冲天。王逵是深受宋仁宗信任的封疆重臣，可是此人贪婪成性，民怨甚重。包拯连续两次上奏，使得仁宗皇帝免去了王逵荆湖南路转运使之职。可是时间不长，这个贪官又被起用为江西转运使，继续搜刮民脂民膏。包拯在掌握了大量证据的情况下，又连续上书参劾王逵。在铁的事实面前，王逵被贬官到徐州。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不久后，这个声名狼藉的赃官又被提拔为淮南转运使。包拯十分气愤，发誓一定要为朝廷、为百姓除掉这只硕鼠，不奏大功，决不罢休。他接连三次上奏参劾王逵，言辞非常恳切：“若命酷吏为之职司，而令一路百姓受其患，是一夫之幸，而一路之不幸也，窃恐伤陛下爱民恤物之心。”包拯穷追猛打，七次据理力奏，仁宗最终痛下决心，罢免了王逵的一切职务。

　　“心”清了，自然廉洁奉公。由于县令做得好，包拯升任端州知州。久负盛名的端砚就是这里的特产。多年来，来端州任职地方守官经常借上贡之机，多索此砚拉关系、走门子贿赂权贵，使本来就穷困至极的百姓雪上加霜，却敢怒而不敢言。包拯到任后，严格按照贡品数量来生产，多一只也没有，那些想走歪门邪道的人从此断了门路。包拯维护了百姓的利益，百姓也送给他良好的口碑和心中的丰碑。他晚年在家训中还严申：“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包拯故后，皇帝宋仁宗亲赐其“忠贤将相，道德名家”的御制匾额。

　　倘若“心”不清，那可就苦多了。首先它就不会平静，更不会安宁，它躁动，它失衡，它哭泣，它流血，它嗔恨，它暴怒等等，这颗“心”就成了私心、贪心、邪心、浊心，它是通往地狱的唯一路径，也是每一个生命堕落的开始，一切伤天害理违法乱纪的恶行无不从这里出发。只要看看“心”的清浊，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他最终去往何处。

　　“心”清，让“心”安然、怡然、恬然、淡然、泰然，无疑多欲、贪婪是最大的敌人。“清心”就是要用减法，减少欲望，减少负担，减少麻烦，克服各种诱惑对“心”的惊扰和冲击，千方百计呵护心灵。宁静致远、淡极乐生，乌七八糟的东西自然远遁，生命中的美好与智慧便会蓬勃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