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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说、不敢说、不善说,一说就砸锅,问题出在哪?
说“说话”
武和平
//m.auribault.com 2016-08-01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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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长嘴巴有两大作用,一是吃饭,二是说话。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众口难调的时代,人们不仅要好好吃饭,还要好好说话。这里面藏有学问,不仅在于说什么,还在于怎么说。老说空话套话,很容易知道你在掩盖什么;老说善意的谎言,往往要为真相付出惨重的代价。在今天的语境下,一张嘴就知道你在说啥,你是在为谁说话。

  据统计,近些年来,因说话雷人被网络曝光而后被查出贪腐问题中枪落马的官员比例不断增加,可谓“一言不慎成千古恨”。如此密集的频发现象,必有个中原因。是学问不足吗?分明都是高学历的精英之辈。是天生口笨舌拙吗?分明在主席台上皆可口若悬河,妙语连珠。那肯定是记者苛刻刁钻,挖坑下套。于是各类“媒体应对”“公关技巧”等学说话的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兴办,可仍挡不住一个又一个的话语危机。因为说话惹是非,添麻烦,甚至丢乌纱帽,于是官员们日益变得“恐媒”“拒媒”和“防媒”,有人甚至发誓,永远不再和记者打交道。

  那么,是我们压根儿就不善于说话吗?遥想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是靠着“铁嘴”(宣传)、“铁腿”(运动战)、“铁屁股”(开会动员)打天下的。笔杆子、嘴巴子用起来可谓得心应手。可今天要么不想说、不敢说;要么不得不说时又不会说、不善说,一说就砸锅。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当年,美国新闻记者组团到延安,被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所鼓舞,回来后对宋美龄发感慨:没想到中国尚有这样一群积极上进、健康廉洁的人存在。宋美龄站起来,走到窗边。她回过头说:“如果你们所说的是事实,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毛泽东曾就类似的问题与黄炎培有跳出“周期率”的“窑洞对”。但权力的傲慢总是不自觉的。曾几何时,我们的大楼盖得越来越高了,通讯越来越灵便了,交通越来越发达了,可我们却越来越听不见老百姓说的话了——用进废退,习惯于“我说你听,我命你从”,我们的语言功能自然就日渐退化了。

  共产党姓“共”,社会主义为“公”,为人民谋事的政党,当秉持公共价值,说大众公理的话,说村夫野老都能明白的话,并且还要让每个人都能说话,都可以说批评政府的话。不能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只说好话,不说丑话;只说大话,不说真话。殊不知,缺乏真正的批评精神,则自我夸赞决不能令人信服;缺乏实话真话则会失去听众,也会最终丧失话语权。

  如今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说话显得更为重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开宗明义即是:公开透明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因为法治政府的前提条件就是全面推进政务公开,透明地晾出家底,在百姓评头论足中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能为”。当今时代不仅需要政府“打开天窗说亮话”,还要“有话依法好好说”。因为政府的职责不可能在话语之外实施,也从来没有能脱离话语之外的治理和政令,政府更不可能在话语之外与公众交流互动,特别是在面对海量信息的媒介化社会,我们时刻面临着比当年战争更为复杂的风险抉择。无论从政还是经营企业,都要认真履职尽责,敢于善于发声,做到懂政策、知情况、会说话,这都离不开“坐言起行”。舌尖上有政治,舌尖上有祸福,面对瞬息万变的舆情波澜,难免遇上天灾人祸、信誉危机、谣言中伤。如何化险为夷,转危为机,化干戈为玉帛,将损失降到最低,都离不开生动鲜活的话语。今日的说话,已经成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亦是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常态工作,更是每个面对公众的从业者必备的能力。(作者为全国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本文根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公开,才有力量》一书序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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