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感慨“从下到上的渠道太少了”

　　甘惜分1978年开始指导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时，已经62岁。

　　喜欢和年轻人交流的甘惜分，常在自己的课堂上鼓励学生畅所欲言。“不要顾忌我原有的观点。在研究学问面前，我们都是研究生。”他还常说，学生不敢与老师辩论，不是好学生。

　　在他的鼓励下，常有学生在课堂上提出一些疑问或批判。对于这些观点，甘惜分不仅不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压制，还总是边听边将观点记在笔记本上。

　　除在学校任教外，他还受邀奔波于各地作报告。但儿子甘北林却直白地告诉甘惜分，他接触社会的途径太少了，“你每次出去作报告都是被前呼后拥，看不到真实的社会”。

　　“现在新闻系的老师都有一股劲，要重新让新闻系焕发青春，可我们年纪都大了，需要你们这批小青年来接班。”对于1981年硕士毕业后想回家教书的童兵，甘惜分极力挽留。于是童兵成了他的第一位博士。

　　上世纪80年代，甘惜分开始尝试与学生一起做一些民意测验，比如针对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读者调查，用来评估当时党报对于社会需求的完成度——有哪些内容构成哪些功能、有哪些表达方式等。在当时，民意测验的方法开创了国内先河。

　　1986年，在甘惜分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正式创办。作为中国大陆第一家从事舆情民意调查与研究的学术机构，它利用自下而上的相对科学完整的定量方法反映民意的做法，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新闻界。

　　甘惜分曾形容当时的创办条件是“四无”——无经费、无电话、无编制、无办公室，“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虽然创办并未遇太大的阻力，但一些民意测验的具体执行却遇到了难题。

　　创办之初，中央思想领导小组就委托研究所做一项关于大学生思想状况的小型研究，研究所将调查扩展到了全国范围。

　　但调查过程中却传来了有调查学生在河北、山西被当地公安机关扣留的消息。原因是在他们的调查问卷态度量表中，设置有正题和反题。作为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态度量表形式，他们将政府观点作为正题，援引了跟政府不同的典型观点作为反题，来考察学生态度，却被当地公安机关误认为别有意图。

　　“当时的公众对于民意测验、态度量表几乎一无所知，是完全空白的领域。”喻国明说。

　　在童兵看来，甘惜分创办领导舆论研究所的经历也给他自身带来了变化，“更加关心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更加同情普通民众的民主要求”。

　　由于各地民众常有冤情投诉无门的情况，舆论研究所常被误认为是上访机构。研究所收到投诉和冤案的来信，是常有的事。

　　“甘老觉得当时从下到上的渠道太少了，缺少体现百姓呼声的途径。”喻国明说。甘老常教导他们要关心这些来投诉的民众，尽各自所能做好接待与解释工作。

　　同时，甘惜分还带领研究所发起了多项舆论调查。比如针对首都知名人士的龙年展望调查。“调查这个的主要缘由是各方对当时的新闻报道很不满意，说假大空、会议新闻大话空话成堆，老百姓不感兴趣，批评太少，舆论监督没有力量等。”童兵说。通过对这些知名人士对当下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问题的现状评估和未来预估，和对当前新闻宣传功能方面的态度评估的调查，得出对现状的判断和对未来发展形势的预估。

　　此外，甘惜分还领衔作了关于新闻法制建设关键问题的调研。“带着学生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地，征求当时新闻界较活跃的人对于新闻法设立关键问题的看法、意见和担忧，最终形成的调研报告长达数万字，毫不避讳地呈现了各方观点，提交给当时的中央高层。”喻国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