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是带动经济增长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世界三大湾区分别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其重要作用和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2017年，中央提出制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的规划，标志着湾区建设开始在中国发力。

　整合线上线下资源

　　形成新的经济形态

　　通常来说，湾区具备港阔水深的优良海港，并据此形成发达的海港经济区，因港而生、依湾而兴。目前，国际三大湾区经历较长的发展时期后，形成了经济上的独特价值、发展上的核心资源与动力。

　　就我国而言，提出湾区发展的计划，主要是希望在自然生长的基础上加速和助力，进一步明确现有湾区在经济特色和发展动力上的定位。在此基础上，带动各方的投入，推广和提升湾区的形象，加快相关资源向湾区集中，减少人才、资本等流动阻力，使湾区在集聚资源上更加便利、更加有力。

　　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全球60%的经济总量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湾区正是基于海湾港口城市和区域而发展出来的地缘性经济概念。目前，大多数有关湾区的讨论，均基于地理的湾区，探讨海湾周边区域所负载的经济产业发展状况，及其对周边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价值。这可以看作区域中的经济现实。但事实上，湾区的功能已远远超越地理范畴，尤其是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

　　当今世界，数字经济成为众多国家新的经济发展引擎。信息技术全方位丰富和服务人们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极大丰富和扩展人类的传播能力，初步建构出数字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场景。不仅在内部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流通的便利，而且正在向非数字化的网下延伸，打通网上网下之间的区隔成为发展的必然。这也是“互联网+”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

　　以共享单车为例，共享是经济学的角度的命名。但从互联网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共享单车是典型的“互联网+实体”的产业形态，可以看作线上向线下的扩张与渗透。与之相似的还有以饿了么为代表的外卖订餐服务、以滴滴为代表的交通出行，甚至近来走俏的新零售概念。它们都明显地体现出互联网信息流通的便利性，及其向网下实体的渗透。

　　这些经济形态不再局限于虚拟的网络世界，而是利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巨大便利，整合线下资源形成新的经济形态，实现人机网、内容网和物联网的有机融合。这已经成为潮流和趋势。

　减少对地理条件的依赖

　　形成经济引领示范效应

　　我国湾区的发展正处在数字经济从互联网向网下延伸的过程中。借此发展趋势，建设“数字湾区”成为湾区发展的一个可行之路。“数字湾区”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产物，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动力、互联网平台或企业为核心的信息、产业、人才、资源等集聚现象的总称。

　　理论上，数字湾区可以附着于地理上的湾区，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共振协同发展，也可以独立于地理湾区而存在，实现“物理分散、网络一体”，突破湾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检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不难发现，地理湾区开放的格局、包容的氛围恰恰有利于孕育“数字湾区”。例如，位于杭州湾范围内的阿里，以其为中心的各类淘宝店、消费大数据、互联网金融，理论上可以分布于全国各地，但现实中又实实在在形成了“苏浙沪包邮区”的产业集中。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已非常可观。仅以微信为例，截至2016年年底，它已汇聚超过1000万个公众账号、20万个第三方开发者，直接带动信息消费1743亿元。同时，微信带动社会就业规模达1881万人。其中，直接就业466万人，间接就业1415万人。此外，上线政务微信、城市服务、小程序，还极大地降低了移动互联网使用门槛。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微信庞大的活跃用户数量。根据数字经济的第一定律梅特卡夫法则，2016年年底所呈现的这些数字还会有指数级的增长。这清晰地展示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产业、人才等集聚的美好前景。

　　“数字湾区”的提出，也是互联网社会发展的必然。一般来说，平台经济所讲的平台，指的是“一种交易空间或场所，可以存在于现实世界，也可以存在于虚拟网络空间。该空间引导或促成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并通过收取恰当的费用而努力吸引交易各方使用该空间或场所，最终追求利益最大化”。这实际上就是经典经济学“市场”概念的外化。

　　但问题在于，平台经济这一概念无法对信息技术驱动所带来的信息、产业、人才等资源集中状态进行有效概括。使用新的概念并对迅速发展的现实进行总结，变得很有必要。

　　与平台经济概念相比，“数字湾区”一方面依托于互联网开放的结构，另一方面得益于湾区地理开放的现实条件和逐渐形成的城市开放心态，将始终注重保持流通的便利性。这意味着道路、高铁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办事程序流程的简化，信息壁垒的进一步破除，融资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即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实现信息、人才、资本、资源流通的便利。

　　就此而言，“数字湾区”是我国湾区建设的现实需要。积极发展“数字湾区”，一定程度上能减少湾区经济对地理条件的依赖，从而形成可复制的产业形态和更大的经济引领和示范效应。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交网络传播中传播主体行为的演变和规范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