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务员到底有多少？据人社部5月30日发布的《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716.7万人。（6月21日《中国经济周刊》）

　　如果算上事业单位人员，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约5000万人，而且出少进多，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存在扩张趋势。日渐庞大的公务员队伍，造成三公经费在内的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支出庞大，给财政和国民造成巨大压力，这也是此前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政府机构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原因所在。

　　一方面，迷信特权、漠视规则的“官本位”文化根深蒂固。公务员吸引力减弱，公务员个体离职现象都不能抵挡“围城”外的人想进来。另一方面，“任人唯贤，能上庸下”的制度设计在实施中沦为“因人设事，因人择官”，干部提拔论资排辈，正常升官晋级基本靠熬，非正常晋级靠拍，极大影响了干部干事热情。有些地方，调动干部积极性主要就靠提拔，封官许愿甚至出现没有职位设立职位，没有编制增加编制的现象，最终导致超职数配置，机构臃肿，“十羊九牧”。

　　就像三个和尚没水吃一样，官多兵少甚至全员皆官就会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行政成本和管理成本巨大。你没编制，你就得吃苦在前；我有编制，我可以闲着。你没被提拔，你就得多奉献；我有官职，我就可以清闲。长此以往，服务百姓的人少了，服务上级官员的人多了，惠民实事少了，评比和检查多了。这样的对比恰好可以体现在编制和官员级别影响下的官场亚健康状态。

　　解决“官多为患”需要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需要整改懒政怠政不在状态不作为等问题，需要完善干部培训、干部考核机制的细节，需要加强作风建设，更需要在提高执政能力的前提下，全面深化干部管理体制，尤其是要解决好干部的“出口”问题。如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严格公务消费报销审查机制，降低行政成本；规范干部任期、交流和回避，严格能上庸下机制，确保清理一部分庸官懒官和为官不为、为官乱为者。有进有出的机制才能充满活力，才能确保官场生态健康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