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走了。
吴吉林也走了。
一位是技术创新的大国工匠，连任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多次为工人权益发声，影响并推动《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的出台；一位是第一届最美职工，在生命的尾声，他捐献眼角膜，选择将光明留给世界，用生命来阐释何为“最美”。
顶级工匠陨落，接触过他们的人，内心都无法平静。有人记得，李斌每年来参加两会时，西装总是大一码，“有点邋遢”，发言声音不高，惜字如金，语调平缓却字字铿锵；有人知道，石油工人吴吉林为什么要坚持自驾去大庆油田瞻仰王铁人，因为那是一位石油工人的朝圣之旅啊，
一辈子总要去一次。
不可否认，近些年随着各种制度保障、荣誉奖励、媒体宣传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上对于工匠的认识和关注度明显上升。尤其是2018年度大国工匠人物发布，掀起了又一波崇尚劳动致敬匠心的热潮。然而，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构建，除了个体获得认可之外，群体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才是检验社会价值取向的“客观温度”。
也是在本月，那位高龄再创业带着“褚橙”横空出世的企业家也走了，他一生跌宕而充满争议，却也享有不少赞誉乃至被称为“传奇”，一时社交媒体上舆论沸腾。与此相比较，顶级工匠离世引发的诸多惋惜与哀荣，网络声量就显得太小太小了。
究竟什么样的事件容易引起人们集体关注？传播学中的乐池理论认为，一个人说我能解决中东问题，另一个人在演出时不小心掉进了乐池，谁更容易引起关注？谁更容易成为网络的热点话题？显然是后者。所以，注意力和传播力大小，往往并非由事件的重要性决定，而是由事件的戏剧性程度决定的。毕竟，人们喜好跌宕的故事，喜好创造财富的刺激，喜好美丽外表带来的愉悦。
时至今日，中国制造需要工匠精神，需要有着非凡技艺的工匠人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工匠的社会地位，与其他人群相比，仍旧不高。如李斌一般，在本职岗位为企业创造了可观财富，获得荣誉无数，身处上海月薪却也从未过万。本月采访一位大学教授，他在谈到尊重劳动的时候就曾直言，“给点实在的，把收入先提高上去，社会地位自然就高了”。这位已经花白头发的教授记得，自己八级工的父亲收入比工程师都高，在厂里人人羡慕。
听过一位著名大国工匠的收入故事：某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追问这位大国工匠收入几何？现场有官员脱口而出“年薪30万”。官员并未说错，因为在呈报上来的材料里写着，已经为这位大国工匠提高了收入待遇。可官员不知道的是，这项政策始终都只停留在纸面上。直到这次新闻发布会后，才倒逼企业落实了年薪30万的规定。
这故事让人听来无奈，却又是工匠人才待遇制度落地难的真实写照。
今年两会，李斌的位子空了，一位为工人权益持之以恒发声的人走了，但工人议政的步伐从未停歇，工人代表为群体利益年复一年、届复一届接力“代言”的声音依然铿锵。这让我们看到了工匠的未来，更光明的日子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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