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0月24日消息（记者 王晶）参加工会十七大不到三天时间，向永兴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农民工打来的维权电话，“站长，帮帮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电话那头多数是讨薪受阻的工友，迫切希望得到这位重庆市奉节县总工会驻武汉青山区总工会农民工维权站站长的帮助。
“讨薪、工伤、工资、休假……农民工需要维权的面广，且有些问题尖锐复杂。”放下手机，向永兴对记者说这话时，已是晚上9点，他刚刚参加完下午的讨论会，看起来有些疲惫，但提到维权问题立即打开话匣子娓娓而谈。
其实，不止向永兴，河南省潢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部书记黄久生、北京基业达电气有限公司工程师刘军也都保持着同样的工作节奏。因为他们不单单是基层代表，还都同样有着另外一重身份：农民工出身的工会副主席（兼职）。
这些年，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事儿，时刻围绕在三位的工作和生活中，“从未间断，手机24小时开机”。
如今谈起农民工维权亟待解决的新老问题，三位代表从拖薪欠薪、权益保障等各个方面，向央广记者娓娓道来。
重庆市奉节县总工会驻武汉青山区总工会农民工维权站站长、重庆奉节县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向永兴在维权工作中查看老乡受伤的手。（受访者供图）
重庆“工棚”律师：“坐在办公室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向永兴，70后，农民工。这是打在他身上的底色。
2015年，工会推行改革后，彼时正处不惑之年的向永兴因当选为重庆奉节县总工会兼职副主席一职，成为焦点，“在工友圈里传开了，”而他本身13岁便踏上打工路，也曾遭遇过在建筑工地受伤住院后维权受阻，“我非常清楚兄弟们最需要什么”。
在向永兴办公室的书柜里，上层放着农民工维权档案，下层则整整齐齐放着12面锦旗，记录着向永兴为工友们维权的艰难路：从因不懂法律而吃亏的“打工仔”，到拿起法律武器义务帮助农民工维权的“工棚律师”，20多年来他帮800多位农民工讨回工伤赔偿及工资等近1700万元。
向永兴说，就在他来北京的前一天，还有几位农民工向他反映工资被拖欠问题。在他看来，“目前农民工维权案件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等领域，以工伤赔偿、工资拖欠等劳动纠纷较多，在维权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是由于建筑业流动性大，许多农民工没有签订正式书面劳动合同，给维权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而如今最让他担忧的是，有的农民工在六七年后才开始讨薪，却并不知晓自己的法律债权人；还有些是农民工出来务工是“熟人带熟人”，根本不存在书面劳动合同，发生劳动争议时，往往会因证据不足，而出现相互推诿的现象……
“一定要走出去，把这些问题带回来，而不是坐在办公室为农民工维权。”这是维权站成立5年来，向永兴一直坚持的理念，开会前，他一直在工地上“忙前忙后”，借助互联网＋工会的模式，呼吁广大农民工兄弟，不管干什么工作，干多少活，一定要与用工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在签合同时，一定要看清楚劳动合同的条款内容才能签字；在平常工作时，注意保存工作服、用工单位发的食堂饭票以及出入证等凭证。
2000年至今，向永兴每年大多数时候都在为农民工维权而四处奔忙：为三个农民工追讨工伤赔偿，他从武汉乘坐火车硬座四天四夜赶到哈尔滨和内蒙古海拉尔，为农民工们讨回53万元赔偿款；在帮助奉节县万州40名农民工协调欠薪案中，三次往返湖北咸宁市，讨回欠薪52万余元，吃、住、行费用几千元都是自掏腰包……
2011年，重庆市奉节县总工会和武汉市青山区总工会建立双向农民工维权机制。
在维权的过程中，向永兴曾遇到黑恶强权势力恐吓、利诱；“不要来找我！”，也曾碰到建筑单位负责人用冷冰冰的态度来推卸责任，“吓不到我的”。
但要实现我国2020年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目标，向永兴觉得，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基层工会农民工维权站维权任务重、责任大，特别是异地维权成本很高。”他希望未来5年，上级工会能进一步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基层工会基础，对基层工会给予更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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