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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相对最像的“哈姆雷特”
——关于文学研究的文本解读
赖瑞云
//m.auribault.com 2016-05-16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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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阅读史上,我们从西方引进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论点。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少人把它当作总揽一切阅读现象的真理。无疑,在改革开放之初,“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我国阅读界产生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它动摇了过去“唯一标准答案”的僵化思想,是思想解放运动在阅读界、学术批评界的具体体现。在强调创新的当下,我们也应该提倡和鼓励人们大胆言说。但是,一段时间内,不少人对于那些错误解读,不敢引导指正,放弃了教育者的责任。甚至诸如“愚公搬家不就得了”“焦母打官司打赢了刘兰芝”“《皇帝的新装》中的骗子是‘义骗’”等种种荒腔走板的解读,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小学教学之中。面对这些匪夷所思的“多元解读”,“一千个哈姆雷特还是哈姆雷特”的论点应运而生,与“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形成互补。我们“不应主观随意,任意解读”“不应脱离文本,妄加点评”“不应断章取义,草菅‘文’命”。

  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语文课文《背影》事件。21世纪初,某地中学生说《背影》中的父亲违反交通规则,要求把它从课本中删去;时隔多年,又有某大学教师在网上提出此说。尽管当时就遭到绝大多数家长和教师的反对,钱梦龙、孙绍振等也都为此撰文捍卫《背影》的地位。

  但一再出现这种“多元解读”上的混乱认识,与理论问题的未彻底解决有关,主要就是未正确认清所谓西方文论中的“读者中心论”。第一,西方读者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是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姚斯受伽达默尔影响,强调“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是不可想象的”。国内有人把它形象地推进一步:斧头不用无异于一块石头,作品不读等于一堆废纸。于是,读者决定了作品存在的“读者中心论”就这样产生了。但是,他们忘记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不用都无异于一块石头,然而要用的时候,石头怎能当斧头?斧头又怎能当电脑?废纸更不能当作品,某一读者的阅读体会更不能代替作品本身。事物的根本属性与它的附属功能是不能混淆的。手机、水杯必要时都可以把它当石头扔人,但不能把它们原有的根本属性改变为石头。

  第二,姚斯的理论中始终没有说要以读者的接受作为阐释作品的主要依据,姚斯在其代表作中就清醒地指出存在片面的、简单的、肤浅的理解,明确批评了法国社会曾出现过的普遍不看好《包法利夫人》的接受现象。其代表作中还专列一节,明确论述要避免纯主观的任意理解的心理主义陷阱。正是因为注意到了读者接受的“时代局限性”和主观任意性,姚斯关于“文学史就是接受史”是这样表述的:“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或译为‘阐明’)。”在这里,作品只是一部,是固定的、“完美”的,只是其“完美”的意义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发现;而读者是无数的、不固定的,每一接受都是不完美的,无数不完美的“接受”的无限叠加,使之趋近于作品的“完美”。在这里,不是作品指向接受,而是接受指向作品。不管姚斯是否有意,他说出了读者与作品的辩证关系:没有接受,作品不能最后“现实化”;但单个读者的接受理解还不能等于作品的全部,只有代代相承的接受链才有望接近于作品本身。既如此,判定作品意义的依据只能是作品本身,也正因如此,任何接受都有提高、修正之必要,更不用说,要对错误接受纠偏;同时,任何接受都可能是对另一接受的局限的弥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姚斯的“接受美学”重视“多元解读”,重视研究读者的接受,这是很有意义的,但绝非是鼓励任意解读的“读者中心论”。

  第三,接受美学的另一代表人物伊瑟尔认为,多元解读与文本制约是同时发生的。他提出文本只是一个未确定的“召唤结构”,认为文本“空白”中存在某种意向,但作品有意不言明,召唤读者去言明,并希望读者完全按照文本召唤,实现一切潜在的可能,但个体读者只能实现一部分可能,所以读者的多元反应成为必然,读者的自我提高成为必要。即这空白并非一张白纸,而是有“物”在图,有暗示,齐白石“虾”图之空白应为水,而徐悲鸿“马”图之空白就不应为水。

  第四,英伽登反复强调:作品有“空白”的图式化结构,既为阅读提供了想象的自由,又为阅读提供了基本的限制。英伽登最反对的就是主观随意的理解,他称为“奇思怪想”。伽达默尔说得更多的是作品视界对读者视界的制约,是倾听文本的“诉说”,是扩大导致正确理解的“真前见”,剔除导致错误理解的“伪前见”。萨特认为,阅读是自由的行为,更是负责任的行为;在展现自己阅读自由时,更要展现别人创作的自由。

  第五,接受美学之后的读者反应批评,可称为“共同论”。霍兰形象地说,在悬崖边的路上行车,离边缘远点是共同反应,但年轻人可能胆大点儿,年老者可能更靠内。费什等人也没有把裁决权交给个体读者,而称读者为“阅读共同体”。正如鲁迅所言:“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设想的相同……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就没有普遍性了。”这就是文学阅读背后的“看不见的手”,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共同体背后的决定者乃是文本。

  第六,对我国读者影响较大的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质疑他人对文本的“成论”,但不改变、瓦解文本,因而既是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又是自觉指向文本;穷究原初意义而造成的文本意义的消解,并非其初衷。朱立元说,德里达多次强调应以文本为阅读和批评的中心,而不是单向的随心所欲的阐释。德里达2001年来华,他作的二十几场报告中,反复辨析别人对他的误解,当时有人就说,听后很震撼,其实我们对德里达一直存在误解。

  第七,走得比较远的布鲁姆的误读论,以及类似的巴特的“可写文本”,实际讲的是创作。因写作所需,为获得某种启发而阅读,不是寻求文本“真相”的解读,它完全可以只取文本中一点而生发联想,不属于本文探讨的内容。至于有人将其与解读混淆,走向了任意读解,姚斯当时就进行了批判。

  第八,我国主流理论界,胡经之、朱立元等人全面介绍了西方读者理论。我们有立足文本的古代文论资源,还有重视辩证思维和实践第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只是有人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把偏颇的观点引入语文界,引起了人们认识和实践上的混乱。

  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错误的“读者决定”,李杜曾经不入流,《包法利夫人》曾遭受法国主流社会的审判,清代有文字狱。然而,一切“假哈姆雷特”都动摇不了经典文本的地位。当然,任何经典都不是十全十美,任何读者的解读更不是无可挑剔。正因如此,更需要“多个哈姆雷特”互补互促,你追我赶,共同努力,寻找经典的“哈姆雷特”,挖掘经典丰富的思想、艺术内涵,养育一代代青少年,催生新的经典,不断丰富人类的精神文明。

  针对读者理论,几乎所有学者在强调多元解读的重要性时,都是从经典的无法穷尽的角度言说的。孙绍振曾引入周扬的“祭坛论”,他认为,这是智慧的奉献和长征,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鲁迅,就在这前仆后继的解读征程中,经典文本成为时代智慧的祭坛。这是文学教育工作者的光荣。这永不停息的智慧攀登,导致的不是望洋兴叹、无所作为,而正是任何相对阶段都会有相对正确的认识,相对“最像的哈姆雷特”。这就是毛泽东说的:“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总之,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应该一千个读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更不应一千个都不是哈姆雷特,甚至没有了哈姆雷特,我们应该寻找相对最像的哈姆雷特。

  (赖瑞云,作者单位:福建师大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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