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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治家的经验与教训
周游
//m.auribault.com 2016-03-21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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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初知傅竖眼时,我以为“竖眼”是绰号。查阅《魏书》、《北史》,却没发现有这方面的意思。尽管如此,我仍对傅竖眼耿耿于怀,甚至自费专程跑到他的故里山东淄博去看《傅竖眼墓志铭》。

  傅竖眼是北魏名臣,东征西战,屡立军功,被擢升为益州刺史。据《魏书·傅竖眼传》记载:“竖眼性既清素,不营产业,衣食之外,俸禄粟帛皆以飨赐夷首;赈恤士卒,抚蜀人以恩信为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窃。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送还本土。检勒部下,守宰肃然。远近杂夷相率款谒,仰其德化,思为魏民矣!”北魏宣武帝对傅竖眼赞赏有加。

  到了孝明帝执政初年,傅竖眼因病辞职。临回乡前,益州百姓对傅竖眼十分留恋,纷纷前来送行,甚至远送数百里。

  由于北魏鲜卑族统治者施行种族歧视政策,视益州僚人(仡佬族)为蛮夷,肆意劫掠、贩卖僚人为奴,尤其是傅竖眼辞职后,朝廷任用酷吏元法僧为益州刺史,更是变本加厉地迫害奴役僚人,终于激起民愤。僚人纷纷投奔南朝的梁国,甚至配合梁军围攻北魏郡县。北魏朝廷闻之震惊,只得再次派傅竖眼前去招抚。“僚闻竖眼至,莫不欣然,拜迎道路,于是而定。”

  这时,北魏的新皇帝岁数太小,其母胡灵太后掌权。胡灵太后闻知傅竖眼战功后立即下旨嘉奖慰问,并御赐骏马一匹、宝剑一口。后因年迈体弱,傅竖眼上书请辞,朝廷不许,又任命他为安西将军、岐州刺史。北魏打下梁州后,又派傅竖眼为梁州刺史。梁州百姓闻知傅竖眼为州长官,奔走相告。遗憾的是,傅竖眼到任后旧病复发,不能问事。不久,朝廷又命傅竖眼为镇南将军,都督梁州、益州、巴蜀三州军事。

  就在这时,梁国萧衍派遣他的北梁州长史锡休儒、司马鱼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率军侵犯直城。傅竖眼此时年事已高,病魔缠身。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傅敬绍自小随父东征西战,熟悉兵法,而且胆力超人。于是傅竖眼派傅敬绍率军迎敌,只一仗,就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但是傅竖眼不善于治家,疏于对子孙后代的教育,三个儿子自幼没有受到父亲个人修养的熏陶。傅敬绍凶残暴戾,聚货耽色,倚仗父亲功高德重而骄傲自满,横行霸道,百姓敢怒不敢言。况且自己又刚打了胜仗,更加年轻气盛,残暴不仁,为害百姓。这令傅竖眼十分气愤和失望,但已是有心无力,只恨自己疏于管教。

  后来,傅敬绍见天下时势多变,群雄起于四方,就想在父亲管辖的地盘上反叛朝廷,自立为王。他暗中串通握有兵权的大舅子唐昆仑,令其在外煽惑人心,聚众包围梁州城,他自己留在城内作为内应。这一阴谋因他手下的人告发而泄露。城内的官兵逮捕了傅敬绍,押送到傅竖眼的面前。傅竖眼又恨又痛,但又不能违反法度,只好大义灭亲,下令将傅敬绍斩首。不久,傅竖眼羞愧而死。

  孝庄帝因感念傅竖眼治理益州的功德,又让其次子傅敬和担任了益州刺史。但傅敬和与他的哥哥一样,也是贪杯好色、鱼肉百姓之辈,更令益州百姓大失所望。梁国乘机派樊文炽率军攻占了益州,傅敬和当了俘虏。

  后来,北齐取代了北魏,势力强大。梁国为表南北和平友好之意,就把傅敬和送还给北齐。北齐又任命傅敬和为徐州刺史,但他仍沉溺于酒色,终于酿成民变。有一次,农民起义军趁傅敬和大醉不醒,杀进徐州。傅敬和醒来,发现大势已去,慌忙化装成老百姓逃回故里,直至病死家中。傅竖眼第三子傅敬仲更没有什么出息,史家几乎懒得记载这位无名之辈。《傅竖眼传》自此结笔。

  傅竖眼的故事令人感慨。作为一代名臣,他才能卓越,具备了各种高尚的品格和人格魅力。但对他来说,自己是不完美的。虽然做出了不朽的政绩,但家教却是失败的,没有培养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之才。即使朝廷再怎么追封记功,对他来说也只有羞愧了。

  二

  有鉴于此,历史上有许多名臣对其子女从小就严格要求,以免重蹈覆辙,尤其是颜之推堪称官员教育子女的典范。颜之推三经亡国,历仕四朝,均为高官。当时官宦子弟大都醉生梦死,不学无术,全凭父荫而得官职,无需个人奋斗。置身如此社会,颜之推提倡“积财千万,无过读书”,鞭策子女潜心读书,居家尽孝,为国尽忠,“行道以利世”。他常告诫子女:父兄不可永远依靠,家产也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一旦遇到不测之祸,就会失去庇护,因此人要自力更生。颜之推还意识到环境对子女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少年时期很容易受到环境的感染。因此,颜之推非常关注子女的交际圈,以防误入歧途。

  颜之推晚年作《颜氏家训》。《颜氏家训》问世以后一直被作为家教范本,广为流布,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究其缘由,主要是书中内容基本适应了士大夫们教育子孙立身、处世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和主张,以及培养人才力主“治国有方、营家有道”之实用型新观念等,继承和发展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教育思想。

  走笔至此,笔者想起清朝张伯行、张师载父子。张伯行居官清正廉明,每到一地做官,都勤于供职,造福于民。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奉旨从福建调任江苏巡抚,福建百姓痛哭相送。为此,康熙皇帝曾赐予他“布泽安流”、“廉惠宣猷”的匾额。张伯行秉性耿直,对腐败风气深恶痛绝。他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他又疾恶如仇,从不与贪官污吏为伍,而且敢于抵制总督噶礼的横征暴敛,在任内尽力革除地方弊病,整顿吏治。他有一句名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正因为如此,他受到总督噶礼一伙人的嫉恨。在举荐清官时,噶礼等人没有推举他。康熙皇帝南巡到达江苏,谕令总督和巡抚举荐贤能的官员。在举荐的名单中,康熙皇帝没有看到早已闻名朝野的清官张伯行,于是对噶礼怒道:“朕听说张伯行居官清廉,是个难得的国家栋梁之才,你们却不举荐!”说完又转向张伯行说:“朕很了解你,他们不举荐你,朕举荐你。将来你要居官而善,做出些政绩来,天下人就会知道朕善识英才;如果你贪赃枉法,天下人便会笑朕不识善恶。”

  张伯行不但勤于治国,而且严于治家,其子张师载深受其影响。雍正初年,张师载任扬州知府,时刻以父亲为榜样。当时正遇特大荒年,高邮县吏隐瞒不报,使得高邮湖西的灾民得不到赈济。张师载微服走访,见饥民满道,不等到县吏报灾就拨来了赈灾的钱粮。江都的芒稻闸,是淮河、黄河、高邮湖、宝应湖的入江要津,夏季水位很高。守闸官吏受利益的驱使,只顾漕运,不肯开闸泄洪。张师载详细查问了情况,了解到盐粮船经过,水深只需六七尺,而眼下水深却已达十余尺,于是亲自前往芒稻闸,督促闸役开闸。从此以后,芒稻闸的开启关闭权,直属扬州府,后来成了定例。

  张师载从小读父亲的文章,注重研究理学,特别重视家庭教育。张师载认为,家庭教育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基础。他将汉唐以来著名的“型家正俗之篇”编辑成册,书名《课子随笔》。这部书分上下两卷,续编一卷,共收有八十四篇家训、家规、信札。张师载在《课子随笔·序》中强调:“风俗之厚薄,不惟其巨,其端恒起于一身一家。”该书于乾隆年间出版后又多次刊印,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甚大。

  历史上在治家方面最成功的官员恐怕当属晚清名臣曾国藩了。曾国藩长期出任封疆大吏,冗务缠身,但他经常忙里偷闲写信教育家人。在家书中,曾国藩始终要求子女以“勤、俭、谦”三字为主,禁绝奢侈慵懒,不许他们攒钱买地,不许他们做官谋财,不许他们训斥仆人,不许他们欺负邻里,只求他们成为读书明理、德才兼备的君子。曾国藩认为,严肃的家训和淳朴的家风有益于后代健康成长。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随行的妻女竟然白天下厨做饭,晚上纺纱织布。即使后来官居一品,位至相爵,曾国藩仍然以身作则,通常用餐只有一个荤菜,身上那件青缎马褂一穿就是三十个春秋。

  受曾国藩影响,曾氏家族中几乎没有出过大官,但是涌现出不少文人。据研究者统计,曾国藩身后共出二百四十多个颇具名望的人才,没有出过一个纨绔子弟。曾国藩谢世后,其家书被编辑为《曾国藩家书》,作为官员教子的典范流传至今。毛泽东青年时代就曾认真读过《曾国藩家书》,乃至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

  三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古往今来,官风与家风,治国与治家,总是紧密相联的。从政者不仅要会治国,还得会治家。一名官员的个人修养不错,但治家却很糟,则历史对他的评价会大打折扣。我们需要坚守信仰的道德君子,但更需要能将自己的信仰传递下去的治家能臣。须知,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将治家的理念传承下去,才是对社会、对国家最大的担当,而这往往比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更为艰难,对社会的影响也更为深刻。

  傅竖眼相较于颜之推、张伯行、曾国藩等人,有着同样高尚之处,他们都是注重个人品行的道德君子,不愧士大夫的称谓;他与后者也有云泥之别,在治家上堪称失败者。这一点值得今人深思。当今身居要职的官员不仅要廉洁奉公,还要严于治家教子,不妨拉上家人读读《颜氏家训》、《课子随笔》和《曾国藩家书》,防患于未然!(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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