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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崇俭尚朴的风俗观
高建旺
//m.auribault.com 2016-01-18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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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执政之时,宰相王安石力主变法,为后人所熟悉。但王安石在立新法以革时弊之时并未放弃“变风俗”,并认为变风俗与立法度同等重要,即“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宋史·王安石传》)。其变风正俗的关键点是去奢靡贪腐之风,而这点却为人所轻忽。

  王安石深谙风俗之厚薄对执政根基有巨大影响。在其看来,简朴实用有助于夯实根基,而奢靡贪腐炫奇有损执政磐石。首先,奢靡使财力窘迫。若奢靡之风不加管控节制,则上行下效,不思“积之涓涓”之辛劳,但知“泄之浩浩”之挥霍,故无约束的奢靡之风必导致以有限财力供无穷之费用的死局。其次,奢靡对消费导向偏于无用巧炫。奢靡成风,好尚多变,物之使用不以实用简朴为尚,“工者矜能于无用,商者通货于难得”(王安石《风俗》)。第三,奢靡导致消费的盲目攀比。士不守廉耻,民不守俭朴,维系社会稳定的价值观便会受到冲击。

  那么,在王安石看来,风俗之厚的养成路径有哪些呢?

  第一,京师应立崇俭尚朴之标杆。《史记》称“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王安石承其绪而张其意,认为“京师者风俗之枢机”(《风俗》)。“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观望而化……富贵之所移,货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俭廉退之风。”(苏轼《策别课百官四》)因此,京师的好恶事关社会风俗之厚薄,应当树立俭朴清廉之风,为他方做出适宜的表率。

  第二,培育健康的养士之道。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序,必然使士风波及到农风工风商风。因此,治士风也即治农风工风商风。而治士风,在王安石看来,需从“饶之以财”、“约之以礼”、 “裁之以法”三方面入手。

  “饶之以财”,即高薪养廉。而要使其知廉耻远贪腐,需实处出招,施以完备的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若是,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应酬往来,皆能从容处对。

  “约之以礼”,即婚丧嫁娶、服饰器用等要讲规矩。“饶之以财”,可能会使部分士人阔起来,但阔起来士人的廉耻之心未必会如影相随,有时会骄横失礼,放辟邪侈,“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婚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上皇帝万言书》)故“约之以礼”,使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有规矩可守,秩序可循。但规矩秩序的遵守,也并非是死守条文,而是师其意而执行,“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上皇帝万言书》),量力而行与照章办事,相辅相成,交相辉映。

  “裁之以法”。规矩落实的重要保证。法既有“禁其末”的严惩贪吏之法,更要有“弛其本”的禁“奢靡之法”(《上皇帝万言书》)。有规有矩,才成方圆;有教不守,善恶不彰。士人自身奢靡要弱化,士人耳目所及的环境奢靡也要荡除。“有作奇技淫巧以疑众者,纠罚之;下至物器馔具,为之品制以节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税以困辱之。”“闺门之内,奢靡无节,犯上之所恶,以伤天下之教者”(《风俗》),应受相应惩罚,以昭示天下。“约之以礼”,违礼者则“待之以流、杀之法”(《上皇帝万言书》)。小罪而大刑,执政者果断“裁之以法”,并非是只知律令,自绝人情,而是深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防不杜,直善美的良俗不能蔚然成风。

  第三,执政者身体力行俭朴之风。规则遵守无特区,有特区不免有折扣。“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执政者能怀“至诚恳恻之心”,并身体力行,行清廉俭朴之风,则下效“上之欲而服行之”,“贵者知避上之所恶”(《上皇帝万言书》),

  当前,有位高权重者以身试纪以身试法,窝案塌方式腐败频现,其中诱因不乏奢靡贪腐。习近平总书记以“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说警示官员,并强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而腐败导致亡党亡国的论述可以说是“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思想的延伸。风俗之厚薄关乎国家存亡之长久的传统思想,士人随朝代兴亡而开出具有反省意味的因应举措,值得我们很好地传承。(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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