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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转型的建设性路径
王晓华
//m.auribault.com 2016-03-01 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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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外迁虽然会造成表面的衰落景观,但更蕴含着乡村重建的机缘。随着“空心村”的出现,社会格局的变革也在悄然发生。

  近些年来,有关农村的话题屡成热点。尤其是在某些返乡日记发表后,有关其衰落景象的描写引发了连绵不断的感叹。不过,迄今为止,参与议论的大多数人文学者却很少提出建设性的思路。相反,他们眼中的农村不过是精神上的“故乡”,是业已陌生的“他者”。这同时折射出情感上的隔绝和理论上的贫困。事实上,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村来说,需要的绝非怀旧的挽歌,而是新生的序曲。

  首先,部分乡村人口减少不过是表层现象。它属于一个酝酿已久的转型计划,由于现代耕作技术的升级,乡村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而有关中国农业人口过多的忧虑早已出现。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减少乡村人口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选项。经过近40年的努力,中国乡村常住人口仍有61855万人,为总人口的45.23%,而欧美发达国家乡村人口比低于30%。由于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亩,所以,“农村残存的自然资源已经无力承受如此庞大的人口。”(王晓明《L县见闻》)显然,乡村人口的缩减还会持续下去,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可逆转。

  事实上,早在周密的计划出现之前,自发的转型就已经出现。青年人外出打工,本身就是转型的一种方式。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此类现象就已萌发。进入90年代以后,它则汇集为蔚为大观的潮流。到了2014上半年,中国农民工人数量达到2.74亿。大量乡村人口迁出资源紧张的乡村,既推动了城市发展的进程,也缓解了乡村的生态失衡趋势,可谓双赢。现在,前者已经人所共知,后者也逐渐显现出来:“是呀,人都去打工了,村子里没那么多人来砍柴伐树了,这山自然就长好了……”(王晓明《L县见闻》)同时,大量打工者源源不断地把钱寄回乡村,使不少率先转型的家庭日趋富裕。然而,许多知识分子对此视而不见,反倒大谈对“中国乡村未来的迷茫”,这本身就折射出观念更新的必要性。习惯于想象人丁兴旺的乡村,反映的不过是陈旧的思路。过强的故乡意识,实际上是家族本位观念的变形。相比于乡村的变化,众多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体系已经处于滞后状态,其所思所想无法与现实进行有效的对接。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

  由此可见,人口外迁虽然会造成表面的衰落景观,但更蕴含着乡村重建的机缘。随着“空心村”的出现,社会格局的变革也在悄然发生。在血缘关系的传统纽带之外,重新组合的农民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横向联系。相比于封闭的家族网络,这些新型共同体具有天然的开放品格,更接近当代社会的基本形态。它引发了不少社会学专家参与的热情,部分乡村已经成为推动观念革命的前沿地带。如果继续引入理性而不乏创造性的计划,我们无疑会实现一个民族的梦想——如农民身份的转变、适当的城镇化、基层自治实验、特色文化群落的升级、耕作方式的集成化、生态保护区的扩展,等等。对于苦苦寻找学术生长点的人文学者来说,这无疑是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总而言之,必然转型的乡村不是被遗弃的角落,相反,它将真正成为希望的田野。人文知识分子应该超越“乡愁”模式,及时更新自己的精神坐标系,以更富建设性的方式参与这个跨时代的伟业。(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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