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是将发展引向理性。当下我们建设的是小康社会，而不是全面建设发达国家，这与文革时期的超英赶美迥异，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理性殊为难得。如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停留在利益共享上，这个小康一定是存在偏差的，不稳定的，没有希望的。因为，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不能满足人无度的欲望，只强调和激发物质利益需要，而不去引导价值观，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很可能经济越是繁荣，物质利益越丰富，矛盾越多，风险越大。一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而生出来的事一定是精神领域的。这就是习近平一再强调信仰，提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重要原因。

　　“全面深化改革”背后的政治逻辑和实现路径。所有改革无非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权力分配，另一个是利益分配。我们的体制改革一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政府放权后，我们的制度特点与西方的制度特点有何差异？放权后，我们的政府还要不要维持如此庞大的规模？因为以前我们的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经营，有人讲“总理是最大的总经理”，如果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那么分配资源的能力必然下降，这时，中国的权力构成和运行会怎样，很值得思考。

　　改革的目的是兴利除弊，但改革的实质和路径则是创立一种新的游戏规则和逻辑。我们习惯于强调政治的神圣，并循着追求真理的路径推进改革。历史上走向失败的政治改革，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把握权力的本质与权力的运行规律。要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有效推进，很重要的是去除政治绝对化和神圣化，让政治权力运行回归本质，也就是说政治制度改革其实就是打破旧的游戏规则，建立新的政治游戏规则。

　　任何领域都有游戏规则，包括政治领域，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很难解释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之流的腐败问题。按照原有的政治逻辑，这些人如果不清理，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时，讣告上一定出现“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我党久经考验的卓越的领导人”这样的表述。这些溢美之辞放到革命战争年代走来的革命者身上是准确的，用孙中山先生的观点，他们属于“首义党员”，是有高尚精神和坚定政治信仰支撑的，但放到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身上，就不具有说服力，因为权力的漩涡中不会产生高尚，这是被现实所证明的，是不依集团和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承认其间的特殊规则，才会建立新的有异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政治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