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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烈士的倾诉

——读王德三《狱中遗书》

李少军

//m.auribault.com 2015-09-30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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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成长的声音

　　信中，王德三从自己的家世回忆起，总结一家三代从事教育的经验，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他写道：“我们的家庭，是所谓书香寒士的人家。祖父一生没有做过一件错事。他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人物，而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完人！” “我家从来不讲势力。但是祖父、父亲、伯叔们的德望，可以移风化俗。祖父的学生遍布下川三甸。”在这样的环境里，王德三开始了自己的启蒙教育，在祖父和父亲的教育下，他九岁能背《四书》，十一岁到大理上学，1919年4月转学到昆明成德中学插班，对于早年的这段教育，他说：我在高小二年级以前，是读经复古的旧学气派，秦汉以下的书不读。中学二年以前，唐、宋以后的文章不读，中学三年级才读明清诸家归、曾、姚的文章，到省后才看《新青年》。可是我自幼却爱学数学，学校考试，数学总是一百分，到北京后，专心想学数学物理。后来自己“被社会潮流卷进革命来”。他向父亲说到：“我详细写出幼年生活，在于叙明我生活方向发展的基点。人的生活和思想，并不是孤立地自由发展起来，而是社会环境所规定着。”得出“儿的幼年以至现在的思想的发展，代表着所处时代的发展。儿在性格上得到母亲很深刻影响，幼年时代得父亲优良的培养，而壮年始被社会潮流所卷入。”

　　读到这里，让人再次想到，作者是在狱中给父亲写信，信必须经过自己的对手审查。我们对他说的“曲意解释”自己的思想信仰有了更深的体会。也许因为他们是父子，心有灵犀，一点即通，父亲一读此信，就能看到儿子的心。80年后的今天，我们吹去历史的烟尘和迷雾，一个活生生的共产党员，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跃然纸上。王德三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他所处社会环境是一个新与旧相互碰撞的环境。他出生于清朝末年，少年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政权，由于革命的不彻底，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国家陷入军阀统治，战争不断。步入青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爆发俄国十月革命，它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把他从“四书五经”的旧学中解放出来。怀着追求自然科学真理的美好愿望北上求学，已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他，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选择了共产主义思想信仰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走上革命道路并勇往直前。对此，他“婉曲”地向父亲解释道：“我们家里从来都穷，但穷不会穷死人，以后也不必积钱，只要教育子女，让他们去充分发展个性，不要过于爱惜他。像父亲对儿辈这样，就是培养人才最好的方法。把他送到社会上去，让他在艰难困苦中，在各层的社会中去增加阅历，求得知识，培养勇敢冒险的精神。艰难困苦不会磨折死人。孟夫子说得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动心忍性，增其所不能。‘这是很好的教育原理。不过应该要处处提高他的自动自觉的精神。儿辈弟兄三人，就是在父亲这种教育精神中培养出来的。“在此，我们看到一家三代从事教育事业，形成自己教育理论——教育的目的是让人的个性充分发展，处处提高受教育者的自动自觉的精神，这不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另一种说法吗。对于教育本身，王德三不仅继承祖父父亲的优良传统，在此基础上，通过自己从事中学教育、师范教育、黄埔军校教育和党内干部教育，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并检验了这一真理。对于后代，他多么想用这一理论教育他们，可惜，他只能发出这样感叹：”儿也常常想使他们受些教育，可是亡命在外，怎能做到？“。今天这一教育理论对于改进盛行的应试教育的弊端有着积极意义，多少孩子的个性被这种教育束缚死了，这样的教育怎能培养出担负民族复兴重任的人才啊！王德三对大学的精神也着精辟见解，尤其是对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精神。他在《怎样纪念北大二十七周年》一文中提出：”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并不在于第一院的洋楼高大，在于她能站到社会前面引导社会在政治上、思想上与黑暗势力奋斗，走入新的历史时期“（载1925年12月17日出版《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在大学精神萎靡的今天，我们多么需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啊！

　　四、把身子献给人类

　　“儿现时只有拿定主张，把身子献给人类了！”“儿所做的事情，是反对官府的，这是主义上的事情，私人没有什么仇气。”信写到这里，把自己的“主义”告诉父亲，自己所做的是人类解放的事业。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关于“问题和主义”的大争论中，先进的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才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要共产党干什么呢，要党员干什么呢，党章回答了这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入党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在这个意义上讲，主义之争，不是个人私利之争，主义是方向，是道路，是一面旗帜。王德三同志入党后，朝着这个方向，沿着这条道路，在这面旗帜指引下。他走向工厂，到长辛店，教工人学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陕北，他编写新教材，给学生讲革命道理，到农村组织农民抗租抗税；在北京，他领导经济斗争委员会，为工人争取经济利益；在黄埔军校，他讲授《帝国主义论》，提高学员反对帝国主义思想觉悟；回到云南，他深入个旧矿山，沿滇越铁路深入村寨，与兄弟民族交朋友，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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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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