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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善意理疗国民社保高费率之痛
石敬涛
//m.auribault.com 2016-08-31 来源: 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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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了来自该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称当前我国企业职工五项社保总费率为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39.25%,在列入统计的173个国家地区中列第13位,接近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福利国家40%的缴费门槛,分别比美国、日本和韩国社保缴费率高出23.2、14.01和24.12个百分点,约为菲律宾的3.04倍,泰国的3.84倍和墨西哥的4.76倍(8月30日《京华时报》)。

  “五险一金”几乎和每个国民息息相关。从福利的层面看,“五险一金”是国家为化解公民老年风险而提供定期收入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趁老百姓还“年轻”,还有工作能力时,把养老保险费用按规定定期交给政府保管,当然,这其中政府拿一部分,两者的分摊有一个比重。等退休之后,政府再把这笔钱返还给老百姓,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使每个人都能老有所养。

  但从“五险一金”的强制性来看,它有些像一种特殊形式的税负。就像个人所得税等其他税负一样,“五险一金”定期按固定比率从工资中强制扣除。可国民收入即工资水平有限,因此该税负的轻重多寡要拿捏好。英国经济学家科尔贝说过:“税收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税费征收智慧和艺术。而如今,排名高居世界第13位的社保缴费率,显然已经拔“鹅毛”拔得有点过了。

  从个人层面来说,每个人都有一张小小的工资条,工资条上有“应发”和“实发”两项,每月拿到工资条,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叹“应发”的“丰满”和“实发”的“骨感”。挣1万元得6000元,从“丰满”到“骨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五项社保总费率为工资总额的39.25%,这个费率确实有点太高太重了。从企业层面来说,这个比重越大,企业的用人成本和经营成本也就越大。也正因如此,这个高费率导致“超七成企业低缴员工社保”。

  总体来看,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已经对高达39.25%、排名世界第13位的社保高费率有点吃不消,成为其不能承受之重。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作出“此消彼长”的改变。所谓“此消”,毫无疑问就是降低个人和企业承担的“五险一金”费率;所谓“彼长”,就是涨工资,增加个人待遇。如果说面临经济下行,涨工资会增加企业负担暂不好操作,有些地方甚至还下调最低工资指导线的话,那么降低“五险一金”费率应该是切实可行的。

  再从税负的视角看,税收的天赋原则应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如此,即使一个国家的税收再高,也不会因此而成为百姓的负担,相反老百姓能从“高税收高福利”的体制中获益。现在的问题是,虽然社保费率很高,国民税负感很重,但公共产品投入依然严重不足,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依然很低,国家仍缺乏兜底的东西,国民福利却没有相得益彰、水涨船高,老百姓无法从这种“高费率”中获得高福利。

  因此,理疗国民社保高费率之痛,不仅仅是一个费率高低多寡问题,而需用更多的“国家的善意”来增进国民福利,如更多公共产品的供给,公共福利的增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等,唯此,才能彻底理疗国民社保高费率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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