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哲学中有“美好生活”的重要理念，即“Sumak Kawsay”“Suma Qama？a”或“Teko Kavi”。这一思想源于安第斯国家共同体，在上述印第安克丘亚语、艾马拉语和瓜拉尼语中，有着相近的哲学内涵。

　　探究印第安人哲学，“美好生活”不仅是生活信条，更是一种政治理念，一种哲学思想，一种安第斯山脉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构建。它在历史上已经获得多个南美印第安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安第斯国家共同体的根基，同时在现代国家框架下得到广泛认同，写入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宪法。一位印第安神父曾说：“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是解决办法。”

　　“美好生活”在具有地区性意义的同时，更兼具改变不合理发展理念的使命。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发展是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关注现实的人”，而“发展的目标”则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

　　谈及发展，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欧美，却发现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在经济上陷入泥淖，政治体制及其一贯倡导的西方价值观更备受质疑，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需要走向多元，西方理念已不再是唯一选择。而西方主流价值观念中讲求要生活得更好、享受得更好的观念，更令社会注重财富积累速度、民众追求个人资产数目，人们仅仅将幸福观念等同于物质上的满足感，忽略了精神追求。这种短视且片面的发展观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问题丛生。

　　关于拉美地区的发展问题，在《拉丁美洲通史》中有着这样的描述：“本地区发展问题的症结在于疏通发展渠道”。回顾历史，由于克里奥尔人（出生在拉美殖民地国家的白人）与欧洲人具有同源性，在思想上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渴望融入西方世界，纷纷前往欧美发达国家留学，在政治经济领域广泛接纳西方理论与体制；另一方面，又希望获得作为拉美人的独立性，积极参与拉美独立战争，并投身国家独立后的发展建设求索之中。例如19世纪阿根廷总统萨米恩托在其代表作《法昆多——文明与野蛮》一书中批判的阿根廷独裁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分克里奥尔人，在赶走西班牙殖民者后取而代之，构建起所谓的独立国家，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专制统治的政治结构。

　　不同于克里奥尔人，以印第安原住民组成的印第安社会思想有着诸多近似性，整体性较高。虽然原住民在各族群间存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却分享着共同的历史记忆、社会制度和发展观念。这使他们在思考拉美地区如何发展时，能够提供一条区别于欧美的理念与路径。

　　对于印第安原住民来说，生活的评判标准不仅在于关注经济发展，更需要从自身价值观出发，注重人类个体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均衡发展，这是对当今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以及可持续发展道路问题的积极回应与探索，也是“美好生活”哲学思维的重要内涵。

　　安第斯山脉孕育出的“美好生活”理念，不仅从理论角度对西方发展道路提出质疑，在现实中也取得促进拉美社会不断进步的成效。近几十年来，拉美地区印第安政治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印第安原住民逐步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并逐渐拥有一定政治话语权，在法律上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权利。

　　拉美地区的发展与进步，使被埋没了几个世纪的印第安文化，逐渐引起世人关注。早在2000年，联合国环境署便将印第安文化中的“帕恰妈妈”写入青少年环境教科书，鼓励全世界的孩子学习印加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热爱大地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