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钱钟书和杨绛先生评价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由此我想到宋代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

　　张载是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是理学创始人之一。他是凤翔?县横渠镇人，所以世称横渠先生。宋神宗二年，张载出任崇文院校书。时值王安石变法，很希望得到张载支持。张载注重“外王”，也主张经世致用，并不反对变法，但提出不能“教玉人追琢”，于是与王安石“语多不合”。后因其弟张晋反对变法获罪，张载便辞职回乡，以讲学著书为生，“躬行礼教”倡道于关中。

　　张载有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原本只是表达儒家学者的境界和理学的哲思。但他将儒家学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讲得如此天经地义，而且高于古来“士子”身份地位，自视为“玉人”，可谓一种独立意识的觉醒，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破天荒的。

　　这四句话经过后来的传扬和诠释，被现代学者概括推崇为“横渠四句”，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的表达，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社会担当和身份地位、人格尊严的最清醒宏达的表述。

　　人们对于“横渠四句”意义的理解，其实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思想的进化而演变的。比如何谓“为天地立心”，最初是拘泥于儒家和理学，就是仁者之心、圣人之心，如马一浮所说的：“学者之事，莫要于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能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

　　但是后来冯友兰的解释显然就具有现代意识。他说，宋朝有一个无名诗人，在客店的墙上题了两句诗：“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是以孔子为人类文化的代表。天地是自然的产物，文化则是烛照人心的。这实际上就是说，知识分子是人类文化的承载者，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和传承文化，也就是为天地“立心”。

　　再如，“为生民立命”，过去解释直接源于孟子的“立命”的思想。《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意思是通过修身致教，保持自己的性体全德，那么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就可以说已经安身立命了。

　　冯友兰先生解释，儒家所谓“命”，是指人在宇宙间所遭遇的幸或不幸，认为这是人所不能自主的。所谓“修身以俟之”，就是既然个人不能控制，那就顺其自然，做个人所应该做的事，让人的精神境界达到应有的高度。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就是以思想启蒙人，以文化人，让人的行为和精神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

　　“为往圣继绝学”，所说的“往圣”，宋儒当然是指孔子、孟子所代表的先儒：“绝学”则是所弘扬之道学。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完全可以泛指对传统文化精粹的弘扬。而“为万世开太平”，所表达的也不再是宋儒的永恒政治理想和张载《西铭》描述的文化理想，而是现代人所追求的公道正义的社会理想和人类精神家园。

　　对“横渠四句”这种新解，完全可以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历史使命和社会担当的基本概括，也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最高准则，因此至今受到人们的崇尚。我认为，无论是作为精英知识分子或者钱钟书杨绛这样的“纯知”（纯粹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能践行“横渠四句”，就不愧为一名值得赞誉的现代知识分子。只有用这样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每一个知识分子，才能对他们做出正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