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隆尼亚》从南非小说家J·M·库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八堂课》中的演讲文字取材，也正是诞生于2009年的《阿波隆尼亚》开始，库切的文字几乎成了瓦里科夫斯基剧场创作中的必选。驱使他走向库切的原因正在于他“想用陌生人的声音说话”，而库切笔下的科斯特洛对于库切来说也是一个陌生人。在瓦里科夫斯基看来，科斯特洛的每一个演讲都是一段精彩的独白，赋予了他更多的创作自由；同时，这也是一种瓦里科夫斯基对库切作品对边缘人描写方法上的认同和学习。

　　作为在苏东巨变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导演，瓦里科夫斯基的戏剧之路却着实是在波兰的主流创作土壤之外形成的，其自上世纪80年代留学法国学习戏剧艺术，加之此后追随彼得·布鲁克、英格玛·博格曼等人的剧场学徒期，都让其剧场语汇更接近欧洲，并由此对波兰的社会历史、戏剧艺术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观看视角。他不仅通过彼得·布鲁克意识到了剧场作品与观众交流的重要性，也通过彼得·布鲁克，重新认识了波兰戏剧家格洛托夫斯基，看到了格洛托夫斯基所强调的、让作为个体的观众在剧场中学会面对自己内心的重要性。不过不同于格洛托夫斯基最终因为更相信仪式而选择离开了剧场，瓦里科夫斯基虽然一直在追寻非剧场化的表达方式，却始终将剧场视为一种“集体疗救”的方式，将剧场里持续性的艺术表演视为演员、观众一起面对自身在剧场以外不敢面对的恐惧与不安的唯一方式。

　　任何一个擅长于心理分析的人，自身也一定首先是个敏感的个体，在某种程度上，瓦里科夫斯基现今的剧场创作与其作品对话题讨论的方式，也是其对自身曾经“怪怖”记忆的一种唤醒。瓦里科夫斯基的父母在战时曾赴德国工作，回来后定居什切青，他曾回忆自己儿时居所的对面就是一个犹太家庭开设的工厂，而邻居中为他理发的犹太人、嫁给波兰人而从不敢轻易暴露自己国籍的德国女人等等，这些特殊的小家庭的故事，让瓦里科夫斯基从小就对社会表层之下的屠杀记忆、种族歧视有着亲身的体验。而这也让“家庭”不仅成为其成立剧团、与剧团成员相处的重要方式，也驱使着他在剧场里更愿意将“家庭”作为一种母题，从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到萨拉·凯恩等各种题材中提炼出来，在舞台上通过对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展现、分析，唤醒观众心底潜在的记忆，形成新的认识，进而对家庭以外的社会有更为深刻的感知。

　　曾有人指出，瓦里科夫斯基的舞台空间总能让人联想起废弃的工厂、仓库、冷藏室，或是屠宰场、解剖室。对此，与其长期合作的舞美设计曾坦言，这一方面是为了让演出不会因为换景而中断，而更主要的是为了以这种抽象化的视觉符号，让观众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演员的存在上，并提供给观众更多想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