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科协科学共同体的学术功能和社会治理功能，科技创新才能在不同学科的交流碰撞中竞相迸发

　　科技创新是无数科学工作者协作的产物，而“科学共同体”正是这种协作的平台。在历次世界科技创新革命中，科学共同体都发挥着思想上的引领作用，在中国科技发展历程中，科学共同体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科协组织作为当前中国最大的科学共同体，再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科技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社会化协作，这就需要构建科学共同体。17世纪科学革命、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意大利的猞猁学院、英国的皇家学会等一大批学会顺应历史潮流而出现。在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历程中，三次学会成立的高潮分别出现在戊戌维新、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三个思想解放的时期。大量活跃的学会的出现，是思想解放和科技繁荣的重要标志。

　　不过要看到，当前，我国不仅存在着科研管理上的“行政化”、科研评价上的“唯论文论”，科学共同体自身发展中也存在着学科的“专业界限”、同行评议中的“小众化”、创新链产业链上的“部门利益”等障碍，因此，迫切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来营造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科协及其所属全国性学会，可成为科技创新中各种学说学派的首倡者，成为创新环境中各种进步观念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者。

　　科技革命的新特征，需要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再造。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性突破正开辟新前沿、新方向，一些重大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大大超出了20世纪的学科界限。科技创新往往发生在交叉学科的领域，这就更需要不同学科的对话与协作。从目前来看，科协所属两级学会虽然有4000多个，但大多数是按照过去的学科创建的，挂靠在政府有关业务部门。许多科技工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着旧有的“学科范式”，自觉或不自觉成为坚定的“守界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部门或学术利益的“守护者”，这显然不利于跨学科的交流协作。

　　正因此，科协系统改革的方向，就是要适应当前科技革命新形势的需要，推动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科协组织建设，支持跨界建会或成立学会联合体，扩大无挂靠、无业务主管单位的学会试点范围，努力恢复科学共同体应有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性”等基本价值规范。去年中央出台的《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扩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即是着眼于此。只有紧紧抓住“科技和人才”这个体制创新的牛鼻子，充分发挥科协科学共同体的学术功能和社会治理功能，科技创新才能在不同学科的交流碰撞中竞相迸发。

　　习近平总书记寄望于中国科协“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这就需要真正发挥好科学共同体的平台作用，激发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活力。毕竟，中国科协各级组织是党领导下团结联系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人民团体，理应再次成为科技繁荣的思想先导、全面深化改革的排头兵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作者为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系列言论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