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辉瑞制药中国企业事务部总监冯丹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她向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了6份关于控烟的提案，建议设置卷烟的最低价格标准，降低青少年初始吸烟染上烟瘾的可能性。冯丹龙委员说，价格和税收手段被公认是最有效的单项控烟政策措施，中国卷烟的市场加权平均零售价为每包12.6元，但在许多地区，吸烟者仍能找到价格约3至5元的烟。据此，她建议，卷烟最低价不低于每包10元，并根据物价上涨指数和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对烟草消费税税率实行动态调整。（3月13日《华商报》）

　　冯丹龙委员提出了多份控烟提案，只是其他提案都被禁售10元以下价格香烟这条的“光芒”给遮盖住了。冯丹龙委员有关在社区医院开展戒烟服务，实现全面的慢病管理服务模式的建议，对于改善居民健康、抑制戒烟失败的反弹率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而此举还将使得社区医院通过转型为慢病管理服务的机构，有效的与各类专科医院、大中型综合医院形成了有序分工，有助于医疗资源获得高效利用。

　　冯丹龙委员建议禁售10元以下价格香烟，目的是提高烟瘾染成及维系的经济成本，在其他控烟举措的配套作用下，减少烟民群体的数量。实际上，通过直接提价、征收专门税收等方式，增大吸烟成本，也是近些年来，我国控烟主管部门的主要工作思路——仅仅是因为烟草行业主管部门及企业构成的阻碍较大，所以使得提价控烟的推进力度，不能令人满意。

　　但需要直面的一个问题是，提价控烟，特别是将政策发力的着力点对准低价香烟，所能起到的减少烟民群体作用，很可能是非常有限的。对于不具备购买中高档香烟的烟民来说，买不到低价香烟，选择借此戒烟的比例恐怕很有限，而专门去购买略高于10元价格的香烟的人可能更多。对于烟企来说，完全可以将过去定价较低的香烟，改换包装，变成定价10元或略高的“新品种”，不仅将稳固其特定消费群体，而且还将借此获得更高利润（没有低价香烟，烟民无从选择）。

　　提价控烟，对于中高档香烟的消费群体的影响就更低了。去年5月，国内烟草税上调，香烟产品普遍涨价10%，但对于中高档香烟的销量影响很小——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香烟商品销量的变动，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来自于反腐败建设遏制了公款消费中的公费香烟购买需求，而不能归功于提价控烟。

　　根据青年历史学者、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博士、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刘文楠所著的《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记载，新中国成立之前，晚清至民国时期出现过三次不吸纸烟运动。当时就曾有过“寓禁于征”的政策，即大幅提高烟草税和进口税来引导民众戒烟。遗憾的是，这项举措在当时收效甚微。

　　《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一书提出，近代中国不吸纸烟运动更为可取的经验是，积极运用大众媒体、民间传播的方式，鼓励文艺工作者以歌谣、漫画、小说和评论的形式，从卫生、经济、道德、日常生活等角度创作贴近大众的戒烟宣传主题文艺作品。

　　回顾美国等工业国家的控烟历程可以发现，控烟在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取得积极成效，使得美国等国吸烟率大幅降低，跟这一时期的专业医学验证了吸烟有害健康的结论直接相关，还有写实的解剖学依据以佐证。

　　根据分别来自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可以认为，提价控烟的成效甚微，甚至还成为提高烟草企业景气指数的“救命稻草”（香烟价格长期受管制保持稳定，烟草企业没有定价权，如果禁售低价香烟，在不同档次和品牌的香烟缺乏公开可验证标准的情况下，烟企完全可以堂而皇之以次充好）。笔者认为，要增强控烟成效，仍应回归医学、科学和宣传的路子，向烟民提供更好的戒烟服务；依照传播学和新媒体规律改进控烟宣传使之更具“病毒传播”特性，让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一代彻底放弃吸烟等于酷炫的文化标签（这一标签来源于20世纪美国烟企通过好莱坞影片等文化产品的持续塑造）；国家和公益机构继续资助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机构，深化对烟草等致瘾性产品对人体危害的研究，并相应提高烟草产品的准入门槛，让现今烟企炒作的“低害”香烟概念真正意义上转化为香烟毒害性的不断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