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聘请邓亚萍为兼职教授一事持续发酵，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近日发表微博称“不与邓亚萍教授共处中国政法大学”。他表示，为洁身自好、拒绝污染计，本人决定逃离这所“中国法学教育最高学府”。但也有教授和学生认为，以邓亚萍的学历和成就有资格获聘。一时之间，观点各异。

　　与其说，争议焦点可能在邓亚萍担任兼职教授是否名副其实、程序是否合法上，不如说舆情的发酵或多或少还另有原因。譬如，对大学“傍名流”现象不满。

　　如今，诸多高校都会通过聘请兼职教授等，来丰富课堂内容。引进“外脑”不仅仅会给高校带来新的教育思路，也可以适当满足学生从“校外教授”身上学知识和本领的欲望。如美国布朗大学曾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黎磊石、刘志红两位中国肾脏病领域的领军人物为该院兼职教授，浙江大学聘任金庸为人文学院“名誉院长”等。但反面的例子也着实不少，如被称作“中国资本地产之父”的禹晋永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逮捕，就曾自称为国内多所高校聘为兼职教授，引发舆论哗然。也有一些行业精英、社会名流虽名义上在高校兼职甚至任职，实则很少出现在校园。由此可见，担心将兼职教授等变成学术屈从权力、财富以及名气的工具，扭曲为利益交换和规则不清晰的灰色地带，才是舆情和口水中真正的槽点。

　　再如，对“赢者通吃”现象感到不满。相比大学“傍名人”，“赢者通吃”可能对社会心理的冲击更大。现实生活中，一旦某个人成为名人，就不仅仅活跃在自己本身的领域，常常会跨界发展。名人本身或者其背后有不少稀缺资源，根据资源稀缺性来给予回报，符合经济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名人跨界也并非不可。然而，整个社会资源与财富的分配不应以是否名人为标准，而应当以实际产生的效益和贡献为标准。名人跨界若违背应有的社会评价体系，尤其是进入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并获得不那么合理的高额回报，这实际上就成了为人诟病的“赢者通吃”。比如某个演艺明星可能只是露露脸，但出场费动辄就是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一些“名嘴”、官员、体育明星常常能够比普通人更轻易地“跨界”转行，轻轻松松地赚取高薪。类似这样的现象，消费的只能是名人的声誉，浪费的是整个社会的资源，加剧的是整个社会的不信任感。

　　回到新闻本身，作为曾经的乒坛名将，邓亚萍有丰富的体育经验和感悟，也有海外留学的学业背景，如其愿为大学体育教学事业贡献一己力量无疑是好事。兼职教授具体怎么聘请或许是大学学术自治的范畴，但其决策程序、规范的公开透明却同样重要。政法大学发出过声明，但依然有很多细节和核心信息尚未全面披露，由此也产生了争议的空间。是否切实遵守了兼职教授的选拔和聘任程序？是否明确了兼职教授的职责是什么？只有当这些问题得以廓清，中国政法大学的此番聘任才可能不被随意猜测为高校“傍名流”的新版本，不无端地引发“赢者通吃”的新联想，而让邓亚萍本人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对此事件，公众的焦虑与不满看似由邓亚萍任职引发，却并不局限于邓亚萍个案。不管是高校该如何依循程序用好“外脑”，还是名人应当如何发挥社会价值，这些都是这一事件发生后值得反思的深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