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深圳赛龙突死之谜”引发广泛关注。文中称，因共青城政府一系列行为，导致赛龙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创始人被逮捕。随后，共青城发表文章予以反驳，认为赛龙本身经营有巨大问题，创始人亦存在行为不端，在当地政府帮助无果后陷入困境。

　　事实真相还未水落石出，现在断言各方责任过失如何，自然为时尚早。但此事引发的关注，恐怕并不仅在一城一市一企一人之境遇，而是因其中政企关系究竟有何问题，其关键矛盾源于何处，双方正常联系到底应该如何。这些牵涉的面其实非常之广，问题的答案，涉及当前国家经济改革中的重大乃至核心议题。

　　由于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地方政府出于经济上的担心就对公司进行“强制管理”，这能站得住脚吗？须知，无论是在一开始招商引资中轻许承诺，或者在接下来以政府身份提供担保及其他政策优惠，使企业变成政府“附庸”，都是违背政府根本职能，也违背中央一贯要求的，当然也违背了市场化的基本规律。当地方政府自己对企业经营介入过深，把别人的债当成自己的债，把别人的钱当成自己的钱，企业将难以作为企业好好运营，风险与日俱增，而政府同样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政府与企业之间，还有一层金融机构相联系。而所谓地方债风险的关键，本就是地方政府不应以自己的信用担保建立相关金融平台。企业经营如何、信用如何，是金融机构放贷的评判标准。但当地方政府涉入过深，很容易在开头忽视风险盲目放贷，而后来仍旧忽视风险盲目抽贷。若金融机构成为政府“下属”，极易放大本身的风险，也放大企业和政府的风险，从而加大系统性风险的产生。

　　若地方政府想要完成一系列对企业的掌控，就难免会在司法系统、财政系统内不断各种上下其手，将中央的财政款项通过企业的名义随意“调拨”，将已经明确的法律法规变成自己完成“小目标”的随意手段。即使微观企业和个人违法犯规，仍然需要用合法程序来进行解决，给社会公平正义的示范。如若不能如此，又怎可能有市场秩序？更不要说，当一地政府中某些人权力过大，私心膨胀，甚至上欺瞒中央、下糊弄百姓，各种寻租、腐败必然出现，不但侵犯个人权益，也实际上侵犯国家权益。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要为企业投资和正常运营创造良好环境，要简政放权，尽管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有些地方依然看重GDP数字，进而想通过插手企业实现政绩目标，甚至暗度陈仓、以权谋私。在接下来的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如何协调政企关系的矛盾就成为重点。过去，我们谈市场要发挥基础性作用，后来讲要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是如果地方政府不尊重基本的市场规律，那就不是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反而变成瞎发挥、乱发挥，变成破坏市场秩序、破坏社会公平，这是违背中央精神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因此，有必要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以保持社会公平以及市场秩序为目标，做到政商交往公私分明，政企关系界限分明，地方政府不要为了GDP就总想着亲自上阵，而应充分理解“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意义，进而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作者是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