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广州的女孩赵琦是一名乙肝患者，她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与健康的同龄人相比，她每月要多花费1500元购买抗乙肝病毒的药品，以保证自己和周围的人看上去一样健康。今年5月20日，赵琦在乙肝患者组织亿友公益的微信群中听说，治疗慢性乙肝的一线药物——替诺福韦酯经过国家药品价格谈判首批试点降价67%，月均药品费用由约1500元直降至约490元。国家卫计委原本要求，各地要在6月底前完成谈判药品与当地医保支付政策的衔接，集中挂网采购。然而，等了两个月，和赵琦一样的很多乙肝患者，在各自所在的城市问了医生，去了药店，还是没能买到降价的替诺福韦酯。赵琦只得将病情告诉在已降价省份的朋友，请他们帮自己买药。（7月28日中国网）

　　从萝卜青菜，到日用百货，同一商品，在不同省区价格有别，甚至在同一城市的市中心和郊区都存在明显价差，其实是人们的日常经验。由于供求关系不同，货源销售渠道有异，由此而导致地区间价格差异，也是十分常见的经济现象。各种代购现象的火爆，根本也正缘于地区间价格差异的驱动。

　　从这个角度来看，既然药品也是商品，不同省区之间出现药价差异，要说也没必要大惊小怪，患者“跨省买药”不过是另一版本的代购而已。然而，药价存在地区差异，当然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但药品毕竟不是一种普通商品，尤其是当药价的形成机制中，无论是药品的集中采购，还是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其实都意味着药价并不同于随行就市的商品价格，一旦谈判确定采购价格，而很多地区已取消了药品加价，这意味着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的结果，理当第一时间普惠各地的患者。那么，何以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实现的“1500元直降至约490元”的成果，却在近半省份无从落地，患者仍然需要为高药价埋单，恐怕并不能用地区间市场差异来解释。

　　不可否认，即便是企业的采购价格，也并非谈判之后立马生效。协议的正式生效仍需要时间，而按照此前价格采购的存货，也仍然需要按照过去的价格出货。同样的现象，当然也存在于药品市场。国家谈判砍药价与最终的药价落地之间，存在一定的时差，也并非不可理解。至少，各地按照原有价格采购储备的药品，恐怕不能按照砍过之后的价格亏本甩卖。更何况，药品价格的调整，同样事关医保支付政策和体系的对接，相关系统的调整，同样需要时间。从采购端到销售端，价格在其传导体系中出现一定的延迟，也并非不可理解。

　　不过，按照国家卫计委要求，各地要在6月底前完成谈判药品与当地医保支付政策的衔接，集中挂网采购。何以谈好的价格落地仍然姗姗来迟？仅仅是价格在其传导体系中存在延迟，也并非一个充分的理由。

　　事实上，谈下的价格，却始终降不下来，除了医药体系的地方利益之外，很大程度上也缘自药价管理体系的多头化，负责砍价的卫计委，却并非医药支付体系的管理者，负责药品采购销售的医保体系则归属人社部，砍价的和降价的分属不同体系，砍了的价却降不下来，也就并不意外了。相形之下，美国市场虽然没有国家级的药价谈判体系，而是通过医药批发零售商、保险公司等机构与制药企业分别谈判确定药价，利用规模效应来降低价格，同时通过专利保护制度保证制药企业的利润，以促进药品研发创新，寻求保障药品消费与促进研发之间的平衡。这一更加直接灵活的药价谈判体系，自然价格传导会更为快捷，从而避免多头管理下的价格传导阻滞。

　　基于此，谈好的价格却降不下来，患者不得不“跨省买药”，其背后的药价形成机制，谈价与降价主体的分离，药价传导体系中阻滞，或许都亟待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