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中国军事史上旷古未有的一次战略大转移。在历时两年、辗转数万里的浴血征战中，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踏平了自然界的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华民族。“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回忆长征、纪念长征，需要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领悟伟大长征中所蕴含的战略筹划，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补足钙质、注入力量。

　　长征的胜利是正确战略指导的胜利

　　众所周知，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在1934年10月开始长征，是因为当时在党中央居于统治地位、支配革命战争全局的，是照搬外国经验、唯“国际指示”是从的教条主义军事路线。毛泽东创立的建军、作战原则，连同他在红军中的指挥权，则被这条路线排斥、剥夺。战争的检验是无情的，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大失败。全国各根据地力量损失惨重，中国革命战争的命运危在旦夕。分布在全国的各支主力红军，被迫仓促实行另求生路的战略大转移。而且在长征之初，仍然遭受重大损失。

　　幸运的是在革命危急关头，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同时也确立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建立在对中国客观现实和革命战争规律科学把握的基础上，抛弃了已经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红军战略，确立了科学的战略指导和作战原则。

　　此后，红军的战略战术同遵义会议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实现了“三个转变”：在战略指导上，实现由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转变。遵义会议前，红军在错误的军事思想指导下，进攻时采取冒险主义，死打硬拼；防御时采取保守主义，被动挨打；转移时实行逃跑主义，消极避战。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战略指导上彻底放弃了消极防御的路线，转而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指导方针，即着眼打破强敌的围追堵截，把握防御和进攻转换的关节点，寓战略防御于战役进攻之中，以战役攻势争取战略防御主动，从而实现了进攻与防御的有机衔接。在作战原则上，实现战略的速决战向持久战，战役战斗的阵地战、堡垒战和消耗战向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转变。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在战略上主张速决战，在战役战斗上坚持打“堂堂之阵”的阵地战、堡垒战和消耗战，毛泽东曾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乞丐与龙王比宝”。遵义会议后，红军采取灵活多样的战略战术，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声东击西，穿插迂回，在战法上做到于劣势中造优势，在平势中创奇势，从而掌握了作战指挥的主动权，确保了长征最后取得胜利。

　　实事求是始终是正确战略指导的重要基础

　　毛泽东在1936年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正反经验，包括红军长征胜利的基本经验。对战争本质和战争形式，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战争特点和战略战术，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争的物质基础和人在战争中的能动性，军事实践和军事认识的辩证过程，以及战争的现象与本质、战争的内线与外线、战争情况的变与不变、战争力量的强弱转化等重大问题，都作了极为精辟的阐述，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战争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篇著作从战略思维层次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是对长征及之前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的高度凝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也是实事求是寻找正确战略指导的典范。

　　事实上，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一部实事求是的思想史和检验史。每当我们的战略指导与实际不符时，就不可避免地走上弯路。反之，就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1927年，当南昌起义的枪声划破旧中国的茫茫夜空时，怎样才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东方大国里和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将革命战争引向胜利彼岸，是一个亟须回答的历史课题。在土地革命战争十年血与火的奋斗中，共产党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探索。别的做法都失败了，唯有“山沟”里的毛泽东率先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出通往胜利之途。从进军罗霄山脉中段到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开创了中国革命战争首先向广大农村发展，逐步包围城市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从井冈山时期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到指挥中央苏区前三次反“围剿”取得辉煌胜利，形成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卓越的军事实践与军事理论，回答了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即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建军和怎样作战。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无不需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科学理论与客观实际相结合，进而形成正确的战略指导，为革命的胜利前行保驾护航。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遵义会议之后红军重新掌握战场主动，更是从正反两面证明了，脱离实际就不会产生正确的战略指导。

　　心系民族彰显正确战略指导的伟大担当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本可以回过头来，向国民党军队进行“复仇式”反击。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放眼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关系已然变化的国内外大势，继续坚持1934年7月确定的北上抗日方针，把长征这一我军从国内阶级革命战场上的退却变成对日本这一全民族敌人的进攻。从历史的角度看，长征不仅仅是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那么简单，更是红军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重新思考的一个过程。

　　在北上抗日路线的指引下，1935年10月至1936年10月，全国三大主力红军红一、二、四方面军相继会师西北。在长征胜利结束的凯歌声中，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巩固大本营在西北建立起来，成为中国革命战争新的可靠战略依托和新的斗争出发阵地。正是从这块新的阵地出发，毛泽东等率领红军高举抗日先锋军的旗帜，于1936年2月跨过黄河举行东征，向全国民众昭告了共产党和红军是民族革命的先锋。红军通过自身的战略改变，最终促成了当时整个国家战略的改变，使中国各派力量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改变了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最终赢得了反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这种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彰显出党在长征中形成的正确战略指导，是对民族命运的高度历史担当。

　　党与人民的血肉关系是正确战略指导得以贯彻的有力保证

　　有了正确的战略指导，还要有贯彻这种战略指导的伟大力量，才能保证革命的智慧化为胜利的行动、结出成功的果实。而一部长征史证明，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是贯彻落实正确战略指导的有力保证。

　　毛泽东曾说：“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长征途中我军坚持党对红军的集中领导，使党的正确指示和军事战略思想在红军中能够全面贯彻执行。无论转战到何处，党的基层组织都发挥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发挥党员先锋带头作用，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胜利完成长征，起到了积极的政治保证。每到最危急关头，都是党员挺身而出。由于党支部和党小组战斗堡垒作用的充分发挥，共产党员们在战斗中争当先锋，在困难面前走在前头，使红军成为一支锐不可当的钢铁队伍。

　　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的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同时也是依靠地方群众帮助克服解决的。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不仅要冒着对岸敌人的炮火，还要克服大渡河的急流险滩。而前来帮助红军的船工，在战斗打响后冒着枪林弹雨，一桨连一桨地拼命把船划向对岸。尤其是当船到河中向下滑出几十米，撞在大礁石上，面临船毁人亡的危急关头，四名船工跳进滚滚的急流里，用背顶着船，船上的船工尽力用竹篙撑着，经过惊心动魄的搏斗，终于脱离了险境，把红军勇士送到对岸。长征中这种军民鱼水情，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篇章，也奠定了党的正确战略指导更好地落地生根的深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