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一带一路”框架中认识中国国防新常态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完整的“一带一路”战略。习主席从大战略角度将海洋问题纳入“一带一路”的构建之中，这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海洋安全成为未来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支点。

　　从定位来看，“一带一路”是带动中国外交各子战略的总体部署。因此，只有首先深刻把握“一带一路”的内涵，才有可能理解其他战略。就本质而言，“一带一路”是一种具有哲学高度因而高于一般战略的世界观（国际观），它是当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邓小平的“三个面向”和党的17大以来所提出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1]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是有了当年的“三个世界”思想和政策，才有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国际环境，今天在看待与把握“一带一路”时同样需要有这种大思路。

　　但在现实中， 人们却对“一带一路”存在着两种误读：一是经济层面的产品输出或所谓“输出过剩产能”问题；另一个是军事层面的海外基地拓展问题。

　　首先来看第一种误读。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是要处理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即把过剩的产能输出去。这种看法是很不准确的，是以往的殖民时代“转移危机”的做法，绝对无法反映“一带一路”的思想。这种认知实际上是出于一种西方式的居高临下的心理，是一种殖民扩张的思维。而习主席所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以“命运共同体”为依托的，这意味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在一个阵营和一个平台上的，各方形成的是一种合作性的互通有无的平等合作模式。因此，中国在对外宣传时应注意强调上述合作原则，在适当情况下应该多借鉴毛泽东时期的对外宣传艺术，加强宣传的政治性。非洲和拉美国家对于殖民扩张很反感，今天的中国不能在这些地区重复欧洲殖民主义老路。目前欧洲部分国家舆论将我们的“一带一路”政策丑化为历史上的匈奴扩张，它们还是戴着帝国主义的视镜看待“一带一路”，这需要中国以实际行动做好增信释疑的工作。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2013年3月习主席在出访非洲时专程赴坦赞铁路中国专家公墓凭吊并于2015年6月参观遵义会议遗址，其用意绝不仅仅是回忆本身，而是要从老一代革命政治家的实践经验中汲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和智慧。将坦赞铁路与20世纪初沙俄在中国修建的中东铁路[2]相比较可以看出，前者体现出毛泽东的反帝反殖的外援理念，是用政治获得第三世界的友谊，而后者则遵循的是绝对的市场经济逻辑，其结果只能是帝国主义的扩张[3].同样是铁路，坦赞铁路帮我们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中非友谊，中东铁路却让中俄结了半个多世纪的怨——也正因此，1952年3月，在苏联即将向新中国交还中东铁路的前夕，毛泽东对斯大林提出两国合作修建从蒙古乌兰巴托至张家口一线的铁路于以婉转拒绝[4].关于坦赞铁路，有人说毛主席不懂市场经济，即我们修这条铁路吃亏了。事实不是这样，后来中国进入联合国“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如按市场经济原则，这样的外交账怎么算？1965年毛泽东指示外事部门说：“不能靠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5]讲政治，就是花钱要花在刀刃上。习主席在非洲凭吊坦桑尼亚铁路中国专家公墓寓意深远，因为这条铁路表达的是一种不同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并可以体现共产党人理念的世界观和国际观。习主席说我们在“一带一路”中要算大账[6]，要有正确的义利观，这些都可以从坦赞铁路所体现的精神中得到解释。所以，不能把“一带一路”简单表述为过剩产能输出；即便要将过剩产能输出，也是要义先利后，互通有无，注重长远利益，其目的就是再造“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形势。

　　通俗来说，外交的任务就是让我们的朋友——这个不能没有——越多越好，让我们的敌人——这个肯定得有——越少越好，为国家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一带一路”的政治“大账”。在诸多“朋友圈”中，除了传统友好国家外，中国外交今后的重点将是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友谊。留意观察习近平自当选国家主席以后的出访国家可以看出，第三世界国家是重点，其中还包括在南太平洋小国。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7]将这一讲话与“一带一路”战略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在新的形势下与世界人民、尤其是与第三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其次是关于建立海外基地问题。既然海上未来风险最大，“海上丝绸之路”当然要考虑海外基地问题，但若因基地与沿途国家结怨，尤其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化解的像沙俄在中东铁路上与中国结的那种大怨，那就得不偿失了。现在有些国家也邀请中国去设基地，其中既有友谊的成分，也有希望通过外交制衡抵消来自他国压力的考虑，对此我们不能期望过高。事实上，中国目前尚不具备与其大国在远离本土的地方进行长期抗衡的实力，即便是有合同作保障，也会随国家或其他政治领导人利益考量的变化而发生转变。利益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依靠军事的力量，而军事的成败取决于补给线的远近，过于遥远的地方，比如南太平洋、南印度洋、北极和南极等，中国可以显示一下自身的存在，但要实行地区控制就十分困难。

　　当初沙俄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就体现了这个道理，从莫斯科到阿拉斯加距离遥远，当时沙俄根本无力与南北统一后的美国在此抗衡。如能早些转让给美国还能与其结下友谊，共同对付英国，否则就会在英国之外再与美国结怨。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初，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也夫正式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提议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后，俄美就此加速商谈，双方于1867年3月30日最终以720万美元成交，正式签订了售购阿拉斯加的协议[8].对此，地缘政治学的奠基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Mackinder）解释说，“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它（俄国）的统治者明智地看到它的力量的局限性，所以放弃了阿拉斯加”[9].同样的案例也曾发生在英国身上，1940年9月27日，在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英国已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毫无应对之力的情况下，丘吉尔首相于当月请求美国提供武器，罗斯福总统同意向英皇家海军转让50艘超龄驱逐舰；作为交换，丘吉尔将已无法控制的从纽芬兰到特立尼达之间8个海军基地的使用权“将以99年为期租与合众国”[10].丘吉尔明白，武器新旧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由此引导美国与英国结盟，而没有这一点，英国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

　　基地问题同样如此。只有在国家资源补给乃至作战力量半径能够覆盖的地方才应纳入考虑范围。当然。任何一个基地都有个控制半径问题，有的半径小，有的半径大。比如，印度洋的控制半径可达全球，因为在此竞争的对手都是英美这样的世界一流的海权大国。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当代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环保的压力使石油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中重要性几近粮食和水的“硬通货”。石油供应依赖海运，这就是印度洋海权权重不断增大的重要原因。控制半径取决于国家战略能力，国家战略能力取决于目标与本土的距离——钓鱼岛的在中国的控制半径之内，但如果南海距离再远一些的话，中国对其控制力就会同比下降。中国在东海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日本，钓鱼岛是其南下航线上的重要基地；中国在南海岛屿半径上的对手主要是美国，这是美国进入印度洋的海上生命线。这也是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专力打通进入印度洋通道，而将结束东北亚战争的任务留给苏联的原因。最危险的情况是控制半径上有两个以上的等量对手，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1941年底对华作战半径拉得过长，并在中国之外又徒增美国这一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