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区分“实然”与“应然”，是一种基本的思维能力。比如，要说明你对某件事情的某种主张，就要交代它是从哪里得出来的？具体说，是观察真实的历史所得出的描述性事实判断（为此须有确切的证据），还是从现在的体会和需要出发所提出的规范（评价、倡导）性价值陈述（为此须提出合理的理由）？简单说，你讲的是一种“事实”描述（实然），还是一种“价值”取向（应然）？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存在着这个问题，即主要是一种“以应然引导实然”的走向：经常是先确定了“应该”是怎样的，然后选择一定的实例来证明它就是“实然”的，以此来强调价值规范源自“天地之道、万物之理”，并相信万物之实也从来就是如此。

　　中国传统文化“以应然引导实然”的思维习惯，通过“道器之辩”和“体用之辩”可以看得很明显。它们都属于对世界、人生和文化中“本末”问题的大思考。而其中最明显的盲区，恰恰在于对“实然”和“应然”的未加区分。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作为最高范畴，貌似揭示万物存在的终极起源，即表达一种最高的“实然”状态，实则是在猜测万物生息的内在义理和理想化的逻辑，即表达一种普遍的“应然”秩序。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尽管“道可道，非常道”，但可以看出，用今天的话来讲，所谓“道”有点像是包罗万象的统一性，是先天地之生的万物本源，或一切事物永恒规律的代表。古人虽然赋予了“道”以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至高无上的形象和地位，却并不主张充分地了解它，分析它，描述它，而只是强调要无条件地接受和运用它。

　　这意味着，在中国，对“道”的追求和把握，主要是走向人文化，而不是科学化的道路。而最能代表这条道路的，当然是孔子和儒家。孔儒不否认“天道”，却并不多讲“天道”。他们主要讲伦理政治，是将恍如“实然”之理的“天道”，直接落实为世俗“应然”体系的“人道”——人世的最高原则、治国的根本原则。

　　与“道”相对的是“器”，指各种派生的、有形的或具体的事物，即已成实然的存在物。“道”与“器”的关系，被看作是“本末”关系，“道本器末”。既然道是根本，器是从生从属的东西，那么在追求根本、注重高远的人看来，就应该重本轻末、重道轻器，“以道御器”。

　　与“道器”相联系的是“体用”。“体用”是比“道器”晚些（魏晋时期）形成的概念，其含义复杂多变。唐朝崔憬的解释是：“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若按这种解释，“体用”有些接近于“实体和功能”；但崔又说：“动物以形躯为体，以灵识为用；植物以枝干为体，以生性为用”，结果就如孙中山所说：“何谓体？即物质。何谓用？即精神。”于是“体-用”就成了“物质-精神”；而张之洞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解释，则将“体用”与“可变不可变”联系在一起，强调“伦纪”、“圣道”、“心术”之为“体”，是不可变的，而法制、器械、工艺等代表“用”，是可以因时势而变的。这样，“体用”又有了“目的与手段”的价值含义。

　　总之，在中国传统话语中，无论“道器”还是“体用”，都被赋予了“存在”与“价值”的双重涵义。作为存在范畴，它们分别指存在物的不同层次和状态，如实体与现象，绝对与相对，核心的与外围的，等等。而这些存在层级和状态的划分，并不引导人们对存在和有关概念本身进行深入的追究，因为它们直接就是用来说明“重要不重要”、“可否取舍改变”的，即直接为价值判断服务的前提预设。所以自老子、孔子以来的传统，总是循环论证来强调“重道轻器”、“重体轻用”。这正是典型的把实然和应然混为一体，并让实然服从于应然的价值（道德）主义理路。这种理路必然有其内在的缺陷和历史局限性。

　　第一，它人为地割裂了存在者和它的存在方式、事物的本质和现象、文化的本质内容和外在形式等之间的联系。它把“道、体”与“器、用”割裂开来，只看到前者高于后者、统率后者的一面，没有看到前者寓于后者、依赖于后者的一面。如此必不能完整地认识事物的存在及其价值。如严复在其《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就曾指出：所谓体用，只是就同一事物而言。譬如，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没听说要“以牛为体以马为用”的。

　　第二，它所体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主观先验的思维方式，不注重科学论证，因此也不利于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对道体和器用的实践把握，往往归结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即过分依赖于个人的智谋权术，不重视形成社会的普遍精神、方法、规则、程序、法制等。所以它只是支持“人治”而非“法治”的理论。使“认人不认（道）理”、“重成事不重立规矩”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风尚。这不能不说是观念本身的缺陷所致。

　　第三，它所承认的思想境界，至多表现了少数“君子”们的兴趣和志向，而且只有更少数人才能达到其境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要求则太高、太难了。因此若将这些作为社会的应然理想和原则，就往往意味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关心广大人民百姓的疾苦，更不尊重实践的现实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境界。这也为统治者以“守道”为名，牺牲人们的现实利益，动辄强加于人，甚至“以理杀人”，提供了基本的理由。

　　毫无疑问，“重道守体”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道本身不是先验的、一成不变的简单公式和绝对教条，对于我们来说，唯一正确的根本之道，是科学的真理体系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它们是要在实践中把握，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的。忘记了这一点，也就违背了最根本之道——实事求是。（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