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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义发微
郭继民
//m.auribault.com 2016-06-13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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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这个词,因其“微不足道”而常被当代学人“漏”过。殊不知,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几”亦是一重要概念,亦有其相应的地位。只是,由于该“词”有时并非以“庐山真面目”的本来形式出现,而是改头换面,渐行渐远,以至于现代哲学领域中,很难看到关于“几”的相关研究。

  就哲学意义来追溯“几”之渊源的话,最早的文本记载似乎应属《周易》。《周易》有四处涉及“几”。第一处是屯卦六三爻辞:“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第二处出于《周易·系辞》:“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第三处亦出自《周易·系辞》:“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第四处出于《周易·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统观四处“几”义,可知,《易传》中的三处,即《系辞》两处与《文言》一处之“几”,其义基本相同,可理解为“细微”,引申为“未兆”或阴阳未分(阴阳不测之谓神)。老子所谓“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之“未兆”亦此义。因其细微不可测,还未显现,犹如人之“七情未发”之状态,故不可判、不可知。

  关于第一处的“几”之义,则有争议。学术史关于“君子几,不如舍”之“几”的解释主要有三:

  王弼给出的解释是“几,辞也”,他认为“几”是个语气词,无实义。

  郑玄注本“几”作“机”,其解释以《尔雅·释器》为根据,认为“机,弩牙也”,可引申为“枢机”。按《说文》:“主发谓之机。”

  虞翻的注解较另类:“几,近;舍,置;吝,疵也。”其将“几”解释为“近”是从卦象出发,因三爻与上爻(上爻爻辞为: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对应,故“虽近应止”。

  三种解释,无论从文义还是象术之理,王弼的注解似不可取。“几”应为实义词,否则,文句不通。王弼此解,与其“得意忘象”理路有关,盖汉人对周易过度解释、附会,一字甚至用万字解释,过于冗长烦琐,故王弼畅言义理而一扫烦琐之象。其“扫象”说虽有极大贡献,但此处将“几”忽略,不妥。

  虞翻的注解,主要从象术理论出发来阐发“几”之含义,以“近”解“几”,自有其理,然就词义而言,确实过于“跳跃”。

  郑玄的注解,较严谨,符合语义。其一,按古音韵学“同音相通”的原则,几、机同音,则义应相通,因此,将“几”解释为“枢机”是可行的。自然,“枢机”在此文句中,可引申为“思索”(心机);其二,作为“未发之机”的“枢机”又是精微、不可测、不可控的,因此其与《系传》三处“几”之义(动之微)相贯通。鉴于上述理由,就屯卦六三爻辞的解释而言,笔者取郑玄说。

  周易之所以重视“几”,在于“几”是似动非动、若有若显的细微状态;然而,它虽细微,却关乎事物未来的发展走向,故孔子言“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由于其细微不可知,故孔子又曰“知几其神乎”。《系辞》又有“阴阳不测之谓神”之说,可见知“几”之重要。然而,饶有兴味的是,自孔子后,近一千六百年,似乎很少有人再讨论“几”这个概念,至少表面上如此。直到北宋周敦颐《通书》,“几”方重新浮出水面。

  周子《通书》承接《中庸》“诚”之传统,重返先秦,并由此开启新儒学之滥觞。他认为“诚”的关键,在于“几”。诚如其言:“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周子把“几”作为成圣的关键,可谓深得孔子之真髓(孔子系辞谈几较多)。不过,这个“动而未形、有无之间”的“几”在周子那里并非一个空概念,而是意味着“工夫”。什么工夫呢?答曰,心性实践的工夫。按牟宗三先生的说法,“几”在周子那里,就是“意念的发动”,“落在生活上讲,‘几’就是意念”。一个人可能无法直接控制外物,但却能通过自我修养灭除不好的念头、动机而达到对外物的“控制”。譬如,见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人产生一种占有欲也是人之常情。但假若这种“占有欲”过于强大乃至“启动邪念”时,那么此时的人则为“物”所控制而“着魔”,进而化为习气、行动,将可能走上违反道德乃至犯罪的道路。倘若,人们在这个时候用功,把“邪念”转换为“善念”,那么就可能通过“正念”而摆脱外物的控制。此即周敦颐所谓的“几动于此,诚动于彼”的内涵,这个“转念”或“灭念”的工夫就是“几”的工夫,亦即心性实践的工夫。

  关于周敦颐的“几”,牟宗三先生曾这样评价:“周敦颐的工夫是从《尚书·洪范》‘思曰睿,睿作圣’说起,真正做工夫的时候,从‘几’上下手。‘几’是《易传》的概念,《论语》《孟子》没有讲,但这样讲很亲切。”对于前半句,笔者自服膺之,但对于后半句,似还应有些补充。

  就文本内容而言,表面看来,《论语》《孟子》确实没有明确探讨“几”的概念(孔子明确谈“几”主要在《易传》,孟子似未涉及),然而事实上,孔孟无时无刻不再谈“几”。按音韵学的“同音相通”的原则,几、己相通,从训诂学的意义上,“几”通过“己”又可转化为“心”。那么,孔子所谈的“克己复礼”之“己”岂非“几”哉?“几”,微也,几也,盖之所以所能够体会之,则在“己”也,故孔子要人“克己”;又,“己”者,“我”也,在人曰“心”,由此孟子将“几”转化为“心”,故要人正“求其放心”、养心。至若《大学》之正心、诚意,更是强调意念、心性之“几”的工夫。由此可知,孔子之“仁”(克己)、孟子之“心”尤其强调了“几”的工夫。须知,克“己”的工夫做到极处,便是心体透明、无渣滓的澄明之境,乃是《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的“中和”之状,用《易传》的话讲,就是“阴阳不测之谓神”。由此可知,儒家的学术精神乃“一以贯之”的,“几”的观念一直在传承,宋人的“穷理居敬”即是在“几”的工夫。难怪具有“明季四公子”之称的方以智将“中学”称之为“通几”之学。

  其实,何止儒家谈“几”,道家亦谈“几”,老子的“未兆”说暂且不论,庄子所谈的“机”心之“机”岂非“几”哉!按同音相训的原则,“几”通“机”也,“机心”亦是“几”(意念)的组成内容。《齐物论》纯然是灭念、去执的工夫,何尝不是“几”的工夫?至若佛家学问传来,通体是“灭念”“去执”的工夫,即“几”的工夫。由此可知,最初以“几”出现的心性哲学何曾离开中国哲学半步,它只不过以“机”“念”“己”等别样的概念出现而已。

  因此,今天我们讲中国古典哲学,须注意两点,即在实践上,要强调“几”的道德修养工夫,善于培育善念,让不好的念头灭散于萌芽期;在学术上,要加强“小学”工夫尤其音韵、训诂、字形等的学习。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言,倘若我们只是发表自我的思想,和古人完全绝缘,那大抵不必研究小学:“倘仍要凭借古人,或引用古书,那么不明白小学就要闹笑话了”。此亦可算得上辨别“几”义的“额外”收获。(作者单位:海军陆战学院政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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