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智库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智库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提升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公共政策质量，也是提高中国国家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当前中国各类智库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一批媒体型智库的涌现尤为夺目。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情况来看，媒体型智库都是独具特色而又十分重要的存在。一方面，相较于发达国家的传统智库，媒体型智库在思路、运营与影响力上都体现了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相比于我国其他类型的智库，媒体智库在人才组成、议题设定、社会影响与国际化程度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后发优势。

　　当代中国媒体型智库的出现，是智库发展中知识与传媒力量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和兰德公司、英国的海外发展研究所、布鲁塞尔的欧洲政策中心等智库，都经历了从政策圈、学术圈向大众圈发展的过程。这样的发展趋势有两个基本的内在动力：一是随着社会大众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的增强，智库的倡导作用、引领作用日益突出。现代智库除了出版面向特定群体的学术著作、政策刊物之外，还应该在大众媒体如电视、报纸、互联网上发表政策建议，积极参加公开辩论以引导大众。如兰德公司每年除了线上线下公开出版350—450份报告并自办刊物《兰德评论》外，还印制近30万份书面材料分发给公众。二是随着智库数量的快速增加与智库间竞争的加剧，智库的大众影响力已成为智库影响力的根本保证之一。没有媒体足够分量的宣传，智库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将很难吸引决策层与公众的注意。因此，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知名智库不仅高度重视与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的互动，还积极创办自己的媒体平台，如《布鲁金斯评论》《政策评论》等刊物，从而扩展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可以说，媒体影响力已经成为大多数现代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一些智库甚至呈现出“智库媒体化”的趋势，如美国的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与此同时，一些资历深厚的媒体也具备了向智库转型的内在条件，形成了“媒体智库化”的倾向，如彭博、路透、经济学人等媒体都推出了“准智库”性质的资讯业务部门。

　　对于中国智库的成长发展而言，媒体型智库更具特殊意义。一方面，媒体型智库是智慧在政府、市场、社会间流动的加速器。我国相当比例的智库脱胎于体制内的研究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行政化色彩过重、人员流动性不足、研究与需求脱节的弊端较为突出；而媒体型智库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源和贯通体制内外的信息渠道，不仅可以打破僵化的管理体制，整合被条块分割的智力资源，而且可以促进多元观点交流碰撞，为建立人才流动的“旋转门”摸索经验。另一方面，媒体型智库相较于其他智库更具公信力，它可以整合智库的政策影响力与媒体的大众影响力，从而既引导大众形成对公共政策的理性态度，又通过信息分享、观点交流，促进决策部门更加全面地倾听社会意见。更为重要的是，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智库，中国的权威媒体不论是在资源、渠道上还是在人才储备上都更为国际化，媒体型智库的发展将有利于中国智库在全球智慧共同体中树立自身良好的形象与公信力。

　　中国智库虽起步较晚，却赶上了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环境所提供的大好机遇。把握智库与媒体密切互动的趋势，积极发展媒体型智库，将使中国的智库建设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规律，把握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