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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知道分子”画个像

邓伟志

//m.auribault.com 2015-02-09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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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在互联网时代，微阅读、碎片化阅读，“知道分子”越来越多了——

　　长期以来，有学者问：“为什么中国的世界一流学者少？”还有学者感慨地说：“中国战略学者比例太少！”这两类知识分子少了，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多了呢？有人认为是“知道分子”多了。“知道分子”一说只有十来年历史，其内涵说法不一，有狭有广，本文就狭义的“知道分子”作点评论。

　　不少“知道分子”不知道止于知道之害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勤奋好学的，比西方好多国家的知识分子刻苦得多。为什么反而落得个“知道分子”的下场呢？这主要是不少“知道分子”不知道止于知道之害。

　　知识分子应当是求知欲旺盛，知道得越多越好。一问三不知的人，是不会有出息的。不学一定无术。但是，如果浅尝辄止，沾沾自喜于“知道了”，也同样是成不了大事的。

　　当前，知识大爆炸，数据是“大数据”，计算是“云计算”，记忆力再好的人，也只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这还不说，“学而不思”者“拣到篮子里都是菜”，常常会“罔”得把假象当真实记下来。知道分子所知道的是：一盘散沙，不系统；一盆浆糊，不清晰；一笔狗肉账，说不明白。

　　不是融会贯通，只知道一鳞半爪，缺乏两点论，寸步难行，一开口就要出错。知道分子知道的东西杂乱无章；而知识分子系统知道并且理解了，那叫有真学问。做“知道分子”，不做知识分子，就会像没头苍蝇一样乱飞。

　　“知道分子”不动脑筋，只知道“是什么”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哺乳动物小脑发达，人的大脑发达。哺乳动物有低级思维，人有高级思维。“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知道分子”不动脑筋，只知道“是什么”；知识分子充分施展大脑的功能，能够“识”出来“为什么”。

　　反复问“为什么”，就能去伪存真；不问“为什么”，必然是真假难辨。单凭直觉，天是圆的，地是平的，只能承认天圆地方。单凭直觉，太阳天天东升西落，只能得出太阳围绕地球转的“地心说”。反复问“为什么”，就容易找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一个比一个深刻地阐明了因果关系。辩证唯物主义的因果律认为：任何运动状态都是其前运动状态积累的结果。果由因生，无因不能生果，有果必有其因。尽管有时是一因一果，有时是一因多果，尽管有时是多因一果，有时是多因多果，可是无一例外地都说明事物之间总归是有前因后果的。

　　反复问几个“为什么”，找到答案以后，会更加有助于记忆，从而加大知道的总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五十年前英国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如此权威的出版物却把宋庆龄、宋美龄二人的出生年月搞错了，宋美龄的出生年月竟然早于宋庆龄。这至少表明撰稿人和编辑不知道二人是姐妹关系。如果知道谁是姐、谁是妹，在出生年月上不管有多少所谓“根据”，也会促使他们再去核对，不至于闹出这类笑话。

　　不只是“知其然”，更可贵的是要“知其所以然”。由果追因，这是知识分子精神劳动的必须。

　　“死”读书把人们害成了“尽信书”的知道分子

　　中国自从《孟子》说了“尽信书，不如无书”以后，两千多年来有好几个朝代的名人都这样讲，可见这句话的分量之重。当今的知道分子就是因为“尽信书”，而成为验证这句名言的又一例。可是，仔细推敲起来，《孟子》这话也不是没有瑕疵的。哪本书上指名道姓强迫你“尽信”？没有。天下没有无可挑剔的书本。今天不挑剔，明天也会有人挑剔。对知道分子来讲，是“死”读书把他们害成了“尽信书”的知道分子。会读书的知识分子能够做到去粗取精，吸收书中可吸收之处，不吸收书中不可吸收的东西，或者是批判书中应该批判的观点和资料。

　　读书一定要举一反三。那就是运用联想，把“天南”与“海北”联起来思考，用比较法来鉴别，用大胆假设来小心求证，用远缘杂交来发挥优势，用演绎推理来抽象、概括，从而上升到规律的高度。找到了规律方能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著，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规律运用得当，就能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规律是铁的，是无情的。违反了规律，即使一时得逞，或迟或早也会受到规律的惩罚。

　　知道分子的可爱之处是懂算术，“一是一，二是二”；知识分子的可爱之处是举一反三，是代数，是微积分，一加一大于一。同样是七个音符，有的人能加工成千古绝唱，有的人连儿歌也编不出；同样是“红黄蓝”等七色，徐悲鸿能绘出骏马，黄胄能绘出温顺的小毛驴，可有的人“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举一反三只会抱残守缺，善于举一反三定能推陈出新。知识分子不仅是已知的拥有者、阐释者、传播者、继承者，更应当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创造者。有创才有识。

　　认识世界之“识”要在变革世界中检验

　　知道分子知道“是什么”，知识分子回答“为什么”，会读书的知识分子善于“举一反三”，真正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还应当再加一条，那就是要用理论指导实践，变革世界，让世界更美好。这就要求知识界还要回答“怎么办”。

　　“怎么办”固然是国家的事，可是知识界应当成为人民所爱戴的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这就要求知识界端正科学研究的动机。现在课题满天飞，是知识分子的广阔天地。但是，有些出题者所出的题目大而无当，叫马克思来写，没有十年八年也结不了题。这是一方面，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课题的承接者把课题当摇钱树。课题费不用在课题上。结题后的验收更加好笑，大多是对口径。对得上口径，通过；对不上口径，不通过。试问：你早就有了答案，还要人研究什么？在科学上拾人牙慧多难受啊！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课题做得确实不错，可是课题发布单位硬是不采用。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知识分子不是常有的不懂装懂，而是在特定情况下的“懂装不懂”，自动披上连知道分子也不如的外衣，苟且偷生。在这一点上，知识界要向孔老夫子学习。现在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可孔子当年坐着马车周游列国时，四处碰壁。碰壁归碰壁，孔子还是不厌其烦地讲呀讲的，讲下去，尽到一个教育家应尽的责任，不辱使命。今天的知识界应当坚持：“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说到不白说”。同时，社会上也要为知识界提供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学术生态环境，让知识界百花齐放。

　　在社会治理中，没有不治之症。即使一时不治，也可以转化为可治。要害是下药是否对症。知识分子的科研成果要在变革世界中接受检验，不断修正、丰富、加深。越是有见识的人越懂得认识无止境，虚怀若谷，欢迎批评。别人不采纳，至少说明你的说服力不强。现在有些科研成果，多是用洋名词堆砌出来的严重缺氧的空中楼阁。好的作品要做到超前而不脱离现实，深刻而不是深不可测。

　　现在，学科越分越细，这是进步，有利于钻深研透，但是也容易把学者推到深井里，成了井底之蛙。学科越是细化，学者越要注意知识的整化，在整化中由此及彼，触类旁通。这就要求真正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要出井观天，做战略型的、无愧于人民的哺育、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大写的中国知识分子。（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编辑：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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