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不久前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其鲜明的文化特色、深厚的文化底蕴，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广泛赞誉，彰显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重要的精神支撑

　　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执政，需要体现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特色，发挥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优势。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民族特色和精神文化优势就蕴含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饱经风霜而不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个民族富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以这种“根”与“魂”作精神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之所以始终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与“魂”，其奥妙就在于“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存在发展的根基与血脉，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精神支撑。

卓越的治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道理。这些“道理”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提供了卓越的治国理政智慧和深刻的方法启迪。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方式，都会打上自己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的烙印，只有汲取前人的智慧和力量，才有助于我们找到破解今天各种难题的金钥匙。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不仅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且也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也是在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基础上内生演化、长期发展和不断改进的结果。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思想精华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思想启迪和智慧借鉴。比如古人强调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以民为本、富民乐民的思想，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等，都蕴含着深刻的治国理政智慧。对这些富有价值的传统思想观念我们要认真继承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其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为推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发挥其特有的借鉴作用。

深厚的文化底蕴

　　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治国理政必须具备坚实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文化底蕴，离开这种坚实而深厚的文化基础与底蕴，任何国家治理过程和效果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和缺乏底气。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释、道、墨、名、法、兵等诸家学说，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韩愈、朱熹、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都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思想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为后人认识自然、社会和自身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启迪。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无不渗透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传统价值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蕴含着“革故鼎新”“谐和万物”“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等传统文化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着古人关于“小康”“大同”理想境界，“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等传统发展理念，“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的传统崇法精神，“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等传统从政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斗目标则蕴含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传统爱国理念。

　　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之所以如此富有深意，新思想之所以如此富有魅力，新战略之所以如此富有穿透力，与其富有深厚的传统民族精神基础和传统文化底蕴是不能分开的。

丰厚的思想营养

　　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犹如一道道精神盛宴和文化大餐为后人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营养。

　　治国理政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营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许多精辟思想观念和经验方法，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攻坚克难的精神依托。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治国理政离不开具有思想和精神“滋养”作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代志士仁人们追求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是对后人具有明显“滋养”作用的“思想营养品”，是当代中国人需要传承弘扬的“精神之钙”。

　　中华民族在处理人与自然等主客体关系中长期历练形成的那些具有“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意义的思想理念，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思想等；在处理人与社会关系中长期历练形成的那些具有鲜明道德价值的中华传统美德，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恪尽职守、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情操，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责任意识等；在处理人与人及其他人文关系中长期历练形成的那些具有人文教育意义的思想观念，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观念，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庸致和的生活理念等，都是对今天治国理政具有重要启示作用的思想方法。

鲜明的价值导向

　　治国理政还需要有鲜明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价值引领，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价值体系，如古人强调的“民惟邦本”“敬德保民”；“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等，都是具有很强价值意义的思想理念，我们今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营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中国古人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涉及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体现了当今时代精神。

坚定的责任担当

　　治国理政须富有强烈的责任担当，这种责任担当要靠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赋予其坚定的意志品格和超常的精神力量。

　　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强调责任担当。我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抱负和宏伟志向。古人强调的“位卑未敢忘忧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崇高精神理念，无不体现了古代志士仁人那种强烈的责任担当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自觉地肩负起了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党的历代领导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都高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不仅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位置，而且把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把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工程来推进实施，这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

　　治国理政是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这个总体战略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科学规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定能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辉煌。

　（作者：韩振峰 系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