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古典批评方式的“回归”，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相遇。20世纪90年代初，有感于中国文论在世界理论界的失语，有学者倡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希望借此完成中西文论的汇通并建构文论的中国话语。遗憾的是，围绕这一构想的种种讨论虽已持续二十余年，却仍然收效甚微，并未能深度改变当代批评以西方文论为基本评价视域的普遍状况。究其原因，与一些问题的悬而未决密切相关。

　　一

　　有观点将现当代文学视为在古代文学外别开一路，其中历史原因较为复杂。自晚清至“五四”，中国社会与文化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值国家民族贞元之会、绝续之交，知识人援引西学以疗救社会文化之弊，成为一时之盛，也自有其历史合理性。由此形成的今胜于古、西优于中的思维模式，深度影响着国人的学问体系、概念术语及知识类型。以此为基础建构的文化及文学史观，将中国古典传统视为需要克服的对象，并以追求“现代性”为旨归。以此思路梳理现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以现代意识遮蔽甚至压抑传统精神的问题。各家文学史在废名、汪曾祺、孙犁等作家评价上的“限度”，已充分说明此种史观的局限所在。对此，汪曾祺就撰文建议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不妨多读些古代典籍，以古今贯通的思路，来理解当代作家作品。其实已经有打通文学史的意思。但受制于文学史观的局限，此说并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

　　自《废都》迄今，论者在贾平凹作品评价上的分歧，多半与“古”“今”分裂的文学史观有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贾平凹即努力“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其在《浮躁》序言中申明超越奠基于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现实主义”局限的独特用心，并尝试以中国古典传统为资源酝酿“中年变法”之作《废都》。此后多年间，贾平凹由接续明清世情小说传统到宗法两汉史家笔法，在思想方式、精神品格、美学追求上均努力接续中国古典文脉。遗憾的是，诸家文学史并未能对贾平凹接续古典文脉的努力有妥帖的文学史定位，亦无法深度理解其创作之于古典文脉当代赓续的价值与意义。同样，汪曾祺、孙犁文章的好处，也在其气脉，并不局限于“五四”一途，而有古典心性与韵致的独特阐发。汪曾祺、孙犁、贾平凹的作品，可视为中国古典文脉的当代形态，如不能以大文学史观之，则难免错会其用心而有偏颇的评价。

　　时隔近一个世纪之后，总体文化语境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五四”一代人曾面临的文化困境已不复存在，反思其文化选择之“弊”可谓恰逢其时，也是当代人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而以古今贯通的思维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建构一种“大文学史观”，不仅可以丰富中国文学的史性叙述，也是中国文化“归根复命”题中应有之义。

　　“大文学史观”的建构，首要目的在于突破既定文学史观念的局限，以更为宏阔的视域，重新梳理自先秦迄今的中国文学史。此种文学史观念的调整，必然以文学史评价视域的转换为基础。而暂时“悬置”文学评价的现代视域，以重新激活中国古代文论的解释学效力，为第一要务，亦是建构文论的中国话语的先决条件。

　　二

　　与文学史观的“厚今薄古”相对应的，是文学评价视域的“西优于中”。自“五四”以降，中国文学理论现代转型的结果，便是以西方文论话语为核心塑造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形态。由于百年间师法西方文学传统为文学创作之主潮，亦是文学史叙述的主流，故而，以国民性、阶级、典型、主体、结构等概念、术语、范畴为核心的现代文论，在对现当代文本的解释效力上，的确优于以道、气、神韵、境界、风骨、滋味等概念、术语为基础的古代文论。这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所面临的重要难题。如不能从根本意义上解决古代文论对现当代文本的解释效力问题，则任何“转换”的努力均将无功而返。

　　因此，以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大文学史观”重新梳理文学史谱系，给予古典文脉现代赓续的作家作品应有的文学史地位，是重申“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的先决条件，也是解决古代文论解释效力的必由之路。即以废名论，因彼时难以归入“五四”文学主潮之中，废名便难于获得文学史的妥帖定位。虽有周作人称赞其文笔简练，多含蓄的古典趣味，文章之美，在现代中国小说界自有其价值。但废名的文学史评价，与其贡献并不相符。汪曾祺说，废名的作品目的并不在讲故事，而是写意境。如以现代文论的概念术语解释，似乎难于领会废名的真正用心处。但重启境界、虚实、意境、趣味等古代文论的概念术语，其作品的好处，自不难说明。同理，以经过创造性转换的古代文论的概念术语解读汪曾祺、孙犁、贾平凹等作家作品，较之现代文论，更具解释效力。

　　以现代文论难以对废名、汪曾祺、贾平凹等作家作品作出准确评价。其作品“逸出”现代文论框架的特征，恰是其承续古典文脉的要义所在。而如果以古今贯通的视域重新观照以上作品，则不难发现其真正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但仅仅“重启”中国古典诗学的概念术语，未必能够有效完成对当代文本的恰切释读，还需要从思想方式上，走出现代文论所依托的西方思想的既定视域。

　　不同于西方的线性史观，中国古典思想以“循环往复”的方式理解宇宙的变化以及人的生活世界的转换。因此，《红楼梦》《带灯》中的世界并不至于“一颓到底”，颓到极处时，必有新气象的发生，而另一个循环由此开始。此种思维，与《周易》系统的运行规则密不可分，也是中国古代世界想象的基本模式。如以西方线性时间观观照此种思想，必然难得其要旨。所以说，以中国思想中国美学精神为核心，在吸纳西方思想及文论经验的基础上建构文论的中国话语，是理论界走出离开西方话语“不能思乃至无思的无能境地”的必由之路。

　　三

　　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结果之一，便是以千篇一律的论说体取代古典批评极具诗性和文学性的多样话语方式。文学批评“职业化”的标志，即是其与“文学”表达体式的分离。以理论切入文本，逐渐取代以个人体悟为核心的诗话及评点式批评。极重文体的古典批评，开始向千人一面的现代批评转换，随之消退的不仅是表达方式的单向度，更为重要的是体验世界的平面化和同质化。以某种理论观照作品，取其一端不及其余，甚至以之为基础“党同伐异”。文学文本逐渐成为各种西方理论的跑马场，成为证明该理论恰切性甚至合法性的基础材料。文本所蕴含的作家对于世界的复杂感受被遮蔽和压抑。新时期以来，一当对此种批评产生“不满”，“重启”中国古典感悟式、印象式批评即被一再提及。但总体性的文化及批评语境的变化，已经使古典批评的回归变得分外困难。如前所述，无法重返古典批评所依凭之思想，是困难之一。而不大注重文学批评的文体，亦不容忽视。

　　文体虽表现为一种风格独具的话语与修辞，但其背后却是个人对于生活世界的感悟，以一定的世界观念和思想为核心。如孙郁所论，作为文体家的小说家“大概是注重词语之间的连带关系，表达时浓淡相宜，比如留白，比如藏墨与藏拙”，且“会控制文章的起承转合”。一言以蔽之，是注重文章之美。而文章的好坏，不在词汇的华贵，而在气韵的贯通，是“人的境界的外化”。也就是说，有何样之人格，便有与之相应的文章体式。文体的差异，不在话语与修辞，而在个人境界的分野。在古代，《道德经》《庄子》及《诗品》《二十四诗品》的文章之美，自不待言，将其作为文学作品来读，亦无不可。其作者虽为思想家或“评论家”，但对于天人宇宙的感应，对文章之美的独特用心和把握，与文学家并无不同。其所师承或开启之文章流脉，亦不限于“理论”一途。在现代，李长之、李健吾的批评最受推崇，理由亦与此同。当代此一风气渐消。批评文章可以作文学作品来读的，不过数人而已。

　　李长之、李健吾之所以能写得一手好的批评文章，除与古为徒，深得古典文章运思用笔之妙外，其语言有古诗文的底子，亦十分重要。多年前，诗人郑敏曾撰文论及现代诗的语言问题，以为隔绝于古汉语，是现代诗难有大的突破的原因之一。而今文学批评的语言问题，较之“五四”时期，要更为突出。因是之故，在语言上打通古今，接续古汉语的诗性和魅力，也是文学批评回归古典的途径之一，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