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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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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ribault.com 2016-03-21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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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而不作”是孔子对于古代经典的一般态度。有常必有变,孔子也有“述而作”的情况,比如,对于《春秋》孔子就亲自操刀,毫不避讳地进行笔削和创作,其间即使像子游、子夏这种孔门文学佼佼者也提不出一点意见,这就是所谓的“孔子作《春秋》”。作为孔子亲自著作的一部经书,《春秋》对遣词造句非常讲究,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这242年的历史记述背后,隐含着孔子的经世理想和“微言大义”。故而被后世视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

  《礼记·经解》有言“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作为一部史书,《春秋》按照时间排比事实,陈述着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242年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作为一部经书,《春秋》对遣词造句非常讲究,一字一句背后隐含着“微言大义”,在对看似简单的历史叙述背后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

  《春秋》一书中蕴含深刻的治国理政的道理。夷夏之辨是《春秋》重要思想之一。东汉公羊学大师何休在解释《春秋》主旨时提到“三科九旨”的说法。所谓“三科九旨”就是三段中寓意九种意思。其中“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就是其中的“一科三旨”。或许有人会质疑:“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否有些狭隘,并与儒家“大同主义”的理想是相矛盾?《公羊传》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同时也给出了一个回答:“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意思是,圣王要做到天下大同,显然《公羊传》主张“怀近柔远”,并不赞同因“天下大同”的理想而忽视从近处着手。善待国人,优遇百姓,是“勤远略”的基础。

  《春秋》一书中蕴含着孔子对政治道德的强调。就以“郑伯克段于鄢”为例,郑庄公与共叔段为兄弟,郑庄公出生时候惊吓到了母亲姜氏,给姜氏留下了心理阴影,所以姜氏不喜欢他而喜欢共叔段。郑庄公即位君后,姜氏与共叔段密谋废掉庄公。郑庄公表面上不为所动,反而将郑国的一个大城市“京”封给共叔段,助长其反叛的实力。大臣劝阻郑庄公,庄公只是冷冷地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等着瞧吧!”待到共叔段实力聚集、反叛迹象已经显露后。庄公果断调集兵马,迅速打垮共叔段,并将姜氏幽禁起来。《春秋》认为郑庄公的做法欠妥。作为兄长,他失去教养弟弟的本分,反而有处心积虑助长兄弟之恶的嫌疑,故而《春秋》在记述这件事时用了一个“克”,对郑庄公的这种行径进行了批评。

  《春秋》一书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技术方法。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春秋》作用时曾说“《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他还进一步解释:“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正是因为如此。《春秋》以及《公羊传》的解释在西汉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士人位列公卿者大多以《春秋》起家,朝廷大政方针的出台和调整经常需要从《春秋》上找到依据,如汉武帝出击匈奴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春秋》对齐襄公“复九世之仇”的肯定。同时,一些政治敏锐的狱吏在断案经常借助于《春秋》经义,这就是所谓的“春秋决狱”。

  此外,《春秋》成就了关公、杜预等杰出人物。据记载,关羽经常夜读《春秋》,对于《春秋左传》甚至于能朗朗上口,并从中汲取战争的艺术。而作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既从祀于文庙、又从祀于武庙的优秀学者和杰出将领,杜预更是熟络《春秋》,其为《春秋左传》所作的注甚至于成为最为通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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