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传统 翰墨载道

　　书法既是艺术，更是文化，它是一种真正地对人、社会、国家、民族和整个人类有滋养作用的艺术。这滋养的力量正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共同涵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源流的儒释道思想给书法的传承与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儒家给了书法中正平和，道家则让书法飘逸超迈，佛家赋予它空灵玄远。

　　儒家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之一。在恰当的时空界限中按照规律以适当的方式做事，就是中庸的内涵。中庸思想为书法艺术的基本审美原则、技法系统和形式演变奠定了基础。楷书堪为儒家思想在书法中的典范表现，颜筋柳骨，里面所蕴含的正是儒家的严正平和。

　　佛家思想自进入中国以来就成为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一极，尤其是禅宗思想，它使书法的尚意在宋代达到了高潮。从修养的渐悟到灵彻的顿悟，禅宗思想让书法达到了两个境界，一是“书中有禅，禅机通书”的审美境界，二是一切起于心，一切归于心的“心手双畅，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中国书法的写意精神从佛家思想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更加空灵玄远。

　　道家思想所要面对和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为一体，以自然而然为旨归。这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也决定了书法所追求的艺术境界。那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超越性既使得书法创作追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进阶过程，从求法到有法再到无法，也使得书法以虚静之心，自然而明，摆脱掉法的规定性和局限性，通过“留白”和“造虚”在有限中展现无限的生机，最终产生各种风格和审美感受，多重意境综合形成的摄人魂魄的情感力量。

　　儒家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道家主张道法自然，佛家追求佛道的成就圆满。儒释道这三家虽然对“道”有着不同的阐释和体认，但是在根本上应该是一致的。书法要求“技进乎道”，“翰墨载道”或者“书以载道”，它所承载和追求的也应当是这个贯穿一切的大道、这种通于无限的生命境界。“道不远人”，既然每一个领域都不能须臾离开这个“道”，那么书法当然承载着这个“道”，每个书法工作者都可以通过书法认识和把握这个“道”，显现和传达这个“道”，通过书法达到这个“道”。

　　以此来看，回到儒释道的文化传统是达致书法之道的必由之路。

　　回归传统 力求创新

　　无论是书写工具，还是艺术形式，抑或是文化内涵，书法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要健康有序地发展，继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处理好的问题。

　　传承至极是经典，经典至极才是创新。失去传统的参照，创新都是徒劳，只能是造作概念，闭门造车的产物。针对文化传统缺失和盲目创新之风盛行的现实状况，书法当下最切实的做法应该而且必然是回归传统——回归它文化的传统，艺术的传统。

　　书法回归文化传统，回到儒释道的文化根源是要获得思想的滋养。如果书法本身没有文化精神的内蕴，书法工作者不了解它的文化传统，它就会丧失文化上的独特性。书法承载着道，同儒释道的原典一样，书法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而其中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是完成这一切的根本。

　　书法回归艺术传统是为了艺术审美的纯化，这就要在书写性和艺术性上下功夫。既要对历史上技法层面诸如笔法、墨法、结体和章法等基本要素有全面体会和熟练掌握，具有扎实的基本功，也要在审美上以古代经典文论、法帖为理想，通过研习、临摹和吸纳，体现对于经典艺术品格的追求。无论帖学与碑学，它们都在长期的操作实践中确立了书法创作的基本范畴和审美规范。书法是用其极简略的笔墨、精粹的线条去表现对万物的情思，用线条的起伏、粗细、曲直、干湿、轻柔、光润的不同变化去传达作者的精神人格。这种审美的纯化有利于书法作者感情的凝结和表达，塑造自己的风格特色。没有情感的注入，书法只会沦为冰冷的技术。不管是王羲之的《兰亭序》，还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抑或苏东坡的《寒食帖》，里面无不灌注了浓烈的情感，当然也就形成了光耀书法史的个人风格。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是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书法工作者应当担负起这一神圣职责，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正确地认识书法的文化传统，科学地对待书法的文化传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时俱进，清晰分析书法当下存在的问题并努力克服，推动它朝着更好更健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