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大地自古就是一片热土，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有浴血奋战的革命豪情，也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勇气。这种湖北精神，体现在当代湖北文学上，就是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忧患意识。梳理当代湖北文学创作不难发现，无论是从历史题材或家族经验中寻求滋养，还是对现实人心进行洞察描摹，写实一直是大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来都是主潮。

　　当代湖北文学的写实传统是怎么形成的呢？回溯爬梳，发现其来有自。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背景有关，也与楚文学自古有之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患意识有关。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反映现实生活，还可以引导、干预，作为投枪和匕首，于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五四新文学诞生之初就为启蒙救亡所用。在后来的革命年代及新时期文学，选择现实主义作为主潮仍然成为历史的必然。乃至到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初，在全国掀起一波又一波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的声浪思潮时，却鲜难看到湖北作家的身影。在湖北美术界也兴起了“八五新潮”，热情高涨地参与艺术变革的时候，湖北文学却寂然无声，没有产生轰动全国的标志性作品，也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冲击波。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方方、池莉的“新写实主义”作品的出现，刘醒龙的“现实主义冲击波”，陈应松的底层写作，湖北文学才在全国掷地有声，引领了一种全国性的创作潮流。但直至今天，在湖北的文学生态中，现实主义创作仍是主流，仍是深重的板结的一块，未能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发展、齐头并进的格局。

　　在主流的文学周围，当然也徘徊着一些异质的写作和声音。方方小说中始终隐含着的现代性，刘继明早期创作中的先锋实验，陈应松神农架系列的浪漫奇谲，邓一光草原小说的血性浪漫，林白小说中的女性私语，曹军庆小说中先锋与现实融合的别样气息，都是当代湖北文学现实主义主潮之外奇异的风景。作为现实主义创作大省，湖北文学的这些异质的声音成为潜滋暗流，虽然微弱，但尤为可贵。

　　湖北自古就有地理意义上的九省通衢，融汇贯通。但在全国文学的版图上，湖北文学还没有真正发挥出区位优势。早在1929年，梁启超就说过：“湖北不惟绾毂南北，而且居东西要衢，文化上应负调融之责任，使东南西北各部（文化）均得以贯通无阻。”放眼当下中国文学，北京、上海已然是两大重镇，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从风格上而言，北方文学粗犷、结实、沉雄、顿挫，充满大视野与大气魄，南方文学精致、细腻、温婉、现代，擅于技术主义。而位于中部的湖北文学，应该冲破以写实为主导的樊篱，多手法多风格多文体，南北融汇，多元开放，真正实现文学意义上的兼容并蓄、吸纳融合。在湖北近年来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部崛起、不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还应该寻找新的文学增长点，鼓励和呼唤湖北文学在现实主义之外的异质生长，从而巩固湖北文学的大省地位，实现文学意义上的中部崛起。

　　回到楚文学的源头，屈原开创的浪漫主义，这才是湖北文学最遥远最原初的传统。一片孕育了浪漫主义始祖的土壤，何以在几千年的传承流变中，变成了以写实主义为大统，这委实是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其实，屈原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种精神，一种是热烈浪漫、奇谲瑰丽的浪漫主义，如《离骚》中的奔放悲情，《楚辞》中的神鬼想象，以及李白在湖北十年的浪漫飘逸；一种是深重的现实情怀与忧患意识，这主要体现在屈原的政治抱负和个人遭遇上，愤世嫉俗忧国忧民，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深切关注。然而，千百年来的社会变迁，沧海桑田，湖北文学继承了屈原的忧患意识，浪漫精神却逐渐稀缺或转为潜流。社会转型期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的普遍盛行，想象的翅膀日益萎缩，除了实用不谈理想，只剩下一堆沉重芜杂的现实，化为众多的写实或伪写实作品。而对于湖北，前行的负重更多。总之，湖北文学的两个源头，心忧天下被充分放大，浪漫主义却日益稀薄。从这个意义上讲，浪漫精神对于当代湖北文学既是最重要的异质，又是最久远的回归。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作为一种聪明上进的象征，九头鸟应该是湖北人的精神图腾。当下的湖北文学尤其需要这种九头鸟精神，敢于创新，敢于有自己的个性写作。好的文学生态绝对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和一种形态，无数不同的声音、无数的个人表达，才汇聚成一时代一地域之文学。真正的文学就应该鼓励山头林立、百花争艳。同样对于当下湖北文学而言，我们既需要对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现实主义创作继续发扬光大，更需要重拾久违的浪漫精神，呼唤文学的异质性生长，让湖北文学可以老树发新芽，陈酒添异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