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声音形态出现的歌曲，总是能够以直接而快捷地记录时代变迁的鲜明优势见长，因而也成为了历史最真实的回音壁，使之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集体记忆中一段不该忘却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每每涉及抗日战争那场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历史时，人们通常就会想起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一串被人们所熟悉的歌曲来——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至1945年9月2日日军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的14年时间里，整个民族抵御外敌、救亡图存、争取独立解放的战火，在四万万同胞的心灵里熊熊燃烧，它汇合成了难计其数的战歌，在自己九百六十万国土上此起彼伏、回荡不息，时刻激励着每一个中华血肉之躯，冒着敌人的炮火，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浴血奋战中奋勇前进。而那时的战斗歌声，可以说是时刻伴随着燃烧的战火，形影不离，使得整个中华大地，既是抗击侵略的阵地，也是生长战歌的沃土。

　　一

　　那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年代，也是一段让人热血沸腾的岁月。当敌人的枪炮与刺刀袭来之时，一个无可回避的人生课题便被置放在每个人的面前，是不畏强敌、挺身而立做堂堂的主人、还是俯首帖耳、摇尾乞怜充当亡国奴？无疑，每一位真正的中华儿女都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他们或者是拿起武器，奔赴前线，与敌人殊死战斗；或者是尽其所能，为抗战胜利支付自己的青春与力量，而参与到抗日歌曲的创作之中，用歌声当做军号、战鼓、枪弹，来鼓舞前线将士奋勇杀敌，就是其中的一种。

　　粗略翻动抗战歌曲的历史史册就会看到，当时为抗战写歌的创作队伍，可以说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浩荡大军。这支大军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是，他们也同战斗在抗日前线的队伍一样，共同集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这支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没有民族之分，没有职业之别，没有地位之界，没有党派之见，每个人心中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高唱昂扬奋进的战歌，将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神圣的国土，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抗击日本侵华战争这段漫长的血与火的日子里，这支队伍所创作出来的歌声难计其数，它们始终伴随着炮火，伴随着旗帜，伴随着热血，伴随着怒吼，伴随着炮声，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响彻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每一寸土地，甚至绵延到了东南亚所有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地方，而这些歌声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词句，无不来自每一个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心灵深处……

　　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命运、民众的呐喊，不仅需要刀枪，需要炮火，也同样需要战鼓，需要歌声！

　　二

　　1931年，“九一八”的枪声刚刚打响，一曲《抗敌歌》就随即唱响：“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持久抵抗将仇报。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意团结牢，努力杀敌誓不饶……血正沸，气正豪，仇不报，恨不消！群策群力团结牢，拼将头颅为国抛！”（黄自、韦瀚章词曲）铮铮铁骨，凿凿誓言，沸人热血，激人情怀，这支歌就这样唱响了抗战歌曲的第一曲。接着，《军歌》（又名《中华男儿血》）高唱着：“抵抗，抵抗，沙场凝碧血，尽放宝石光，奋力保国土，战死为国殇，精忠照耀史册上，万丈光芒。”（罗家伦词，唐学咏曲）面对强敌、面对邪恶，作者以满腔豪情，奋力激扬着的正是深藏在心中的爱国情怀与民族风骨，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兑换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其后的《前线去》（刘雪庵词曲）、《出征别母》（刘雪庵词曲）、《冲锋号》（陈洪词曲）、《上前线》（秋竹词，陈洪曲）等等战斗歌潮，犹如江河出闸般汹涌而出，无不是怒火在胸，撼人心魄。1933年以混声四部合唱形式出现的《旗正飘飘》（韦翰章词、黄自曲），则以“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好男儿报国在今朝……”喊出了四万万同胞共同的心声，也成了当时时代的最强音。而随着电影艺术在我国的迅速兴起与发展，影片《空谷兰》的插曲《抗敌歌》（安娥词，任光曲）与《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聂耳曲）的相继问世，让“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样一字千金、风骨尽现的不朽名句的出现，更是把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炮声的打响所形成的全民族抗战中全民写歌、全民唱歌的热潮，推向了一个更新、更高的繁盛阶段，也随即涌现了《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流民三千万》（塞克词，冼星海曲）、《救亡进行曲》（周钢鸣词，孙慎曲）、《救国军歌》（塞克词，冼星海曲）、《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歌八百壮士》（桂涛声词，夏之秋曲）、《在太行山上》（桂涛声词，冼星海曲）、《丈夫去当兵》（老舍词，张曙曲）和《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冼星海曲）、《八路军大合唱》（公木词，郑律成曲）等等一大批经典名作。

　　没有任何个人利益驱使，也没有任何人为强制或他人指令，作者心胸里只有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写词、谱曲，完全受命于一个骨肉儿女对于母亲受到凌辱时那种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的情感冲动与责任自觉，如此纯净的创作心态、单一的创作动机，势必只会是我写我心，我唱我情，也才能一呼百应，感人至深。再如，由生养自己的故土受到强盗践踏、骨肉亲情受到敌人凌辱所引发的强烈而自觉的责任意识，必然会使得这些歌曲的情感来自心灵深处，因而是真切的，也是诚挚的，所以，才能拨动众多歌者或听者的心弦，从而催生出强大的战斗力。

　　三

　　如同抗战时期难计其数的无名英雄一样，大量的抗战歌曲只是在当时的某一时段或者某一地区被传唱，但一个不能忘却的事实是，这些歌曲却是与作者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

　　“九一八”刚刚发生，东北抗日义勇军便挺身而出、高举战旗，战斗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最前沿。1938年，一曲《露营之歌》（曲谱系古曲《落花调》）就在这支义勇军中传唱：“责任在肩，突封锁，破重围，团结起，夺回我河山……”它的作者，就是东北抗日游击队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政委的抗日名将李兆麟烈士。同样，1940年，一首《黄桥烧饼歌》（章枚曲）几乎唱遍了当年新四军战斗过的安徽、江苏一带。了解现代歌曲历史的人们大约不会不知道，这首歌曲的歌词作者李增援——一名普通的新四军的文艺工作者，却在这首歌诞生之后不久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同样，1942年初，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为保卫中国大西南的交通运输线——滇缅公路，中国军队在云南组建了中国远征军。其时，作为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的第5军第200师在开赴缅甸前，师长戴安澜为鼓舞士气、激发将士们奋起抗日、共赴国难的坚强意志，便创作了一首《战场行》，并亲自指挥教唱：“弟兄们，向前走，弟兄们，向前走，五千年的责任已落在我们肩头……我们不愿做亡国奴，只有誓死奋斗！”正是这首歌，被将士们从滇西唱进了缅甸，响彻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但不幸的是，他本人却于5月27日壮烈殉国，年仅38岁，只留下了这首歌曲在四季的轮回中永远回荡。

　　今天，虽然隔着70余年的遥远时空，我们仿佛仍然能够听到在捍卫民族独立的伟大战争中此起彼伏、响彻云霄的这些昂扬雄劲、充满血性的歌声，也能够透过这些歌声看见那些不畏强敌、无惧牺牲的骁勇身影。而这些身影和这些歌声所张扬的，无不是一种正气凛然、不屈不挠、宁折不弯、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精神情怀，而这种精神情怀，应当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血性、气节、风骨的集中展现，尤其是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途上，这种光天耀地的民族精神，必当成为照亮我们奋勇前行的灯塔，万世不灭。

　　战歌长在，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