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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认识“官书”、“私记”的史料价值

——读齐世荣先生《史料五讲》书后

瞿林东

//m.auribault.com 2015-05-18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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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五讲》，齐世荣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齐世荣先生的新著《史料五讲》，去年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关于如何看待、辨析、运用史料的论集，收录了齐先生近三四年来专讲史料问题的五篇论文，故名《史料五讲》。首篇论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述各自的史料价值与其局限以及在这方面存在的三种不同的认识；继而依次谈到日记、私人信函、回忆录、小说的史料价值。

　　韩愈在《进学解》一文曾以“闳中肆外”来说明作文应达到的一种境界，意即只有有了丰富的积累才能得以充分发挥。齐先生的《史料五讲》，旁征博引，纵横捭阖，挥洒自如，新见迭出，在讲史料的过程中，实则论述了治学问题，概而言之，自当以“闳中肆外”看待。本文拟就书中所论史料和治学问题讲一点读后的认识，请作者和读者批评。

　　全面看待“官书”“私记”的史料价值，对几类重要私记作了全局性的勾勒

　　《史料五讲》所包含的五个方面的史料问题，各自独立成篇，看似并无直接联系，但都是与全局密切联系的一部分。所谓“全局”，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作者以论述“官书”和“私记”提携全书，使所论四种私记都不脱离全局，这一点不难理解。第二，作者的全局见识，反映在对所讲的五个方面的史料问题，都分别有总体上的把握，分则各自卓然成立，合则浑然一体，即在综论“官书”与“私记”价值的前提下，对不同的“私记”予以辨析，论其得失。这两点，对读者都有积极的启示。如：

　　——关于日记，作者指出：日记因记于当时，且是留着自己查阅的，故有治史的参考价值；但有的日记，作者是准备出版或有意于留给后人阅读的，其价值就另当别论了。

　　——关于私人信函，作者认为，它是在公开的公文或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所见不到的文字，因而可以扩大治史者的史料范围。

　　——关于回忆录类私人文件，作者指出，回忆录类私人文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其缺陷和局限也十分突出，故以专题论之。

　　——关于小说的史料价值，作者引用翦伯赞论史料的有关观点，以及恩格斯论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史料价值，进而展开论述；同时强调：“使用从小说中发现的史料时，应参照其他方面提供的史料，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通观上述论点可以看出，作者在全面看待“官书”“私记”的史料价值的前提下，对几类重要私记（小说作为私人创作亦可视为一种私记）的史料价值及其局限，作了明确的表述和全局性的勾勒，读后使人感到有一种整体上的认识和理论上的提升。

　　采取多种考察方法，尤其是分类法，使讨论层层推进，其结论则自然生成

　　齐先生在论述各类私记史料价值时，多采用比较的方法与分类的方法，尤其是分类的方法，使这种讨论层层推进，其结论则自然生成，读者愈往下读，愈觉豁然开朗。

　　作者列举“官书”“私记”史料价值的三种看法，实有比较之意，从比较中看出它们的分歧；而于第三种看法则先后概述蔡元培、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诸家论点，其中亦含有比较之意，即从比较中看出诸家认识上相同而表述上的差异，可谓各显风采，相得益彰，彰显出第三种看法的合理性及其多重论证的力度。

　　关于日记、私人信函和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作者运用分类的方法进行论述。如日记划分为政治人物的日记和文化人物的日记：政治人物日记又划分为“高级官员的日记”和“中下级官员的日记”；文化人物的日记则划分为“文人的日记”和“学者的日记”。又如回忆录类私人文件分为两大类：一是以个人为线索，多涉及时代各个方面的回忆录；二是主要谈个人，旁及所处时代的回忆录。前者又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类论述。这种以类相从进行研究、论述的方法，有几个方面的益处：一是记日记的人的身份很复杂，不分类难以入手研究，也难以说明某种历史真相；二是同类型人物的日记对于反映某一社会现象有其共同点，便于揭示一个方面的历史真相。同样，私人信函也划分为“政治人物的私人信函”和“文化人物的私人信函”两大类，每类之中举其有典型意义者予以分析、判断。这种在分类基础上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作者治学中的类例思想的具体运用，这不仅使作者的论述条分缕析，也使读者读来步步深入，兴致盎然。

　　材料征引繁富，可谓古今中外，信手拈来

　　《史料五讲》一书，部帙不大，但征引的材料十分丰富。齐世荣先生以治世界近现代史闻名于当代，而在中国历史及中国文献方面功底深厚，故论述问题，征引繁富，可谓古今中外，信手拈来，使其所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在《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一文中，作者先后列举了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顾维钧回忆录》、《杜鲁门回忆录》、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张集馨《咸道宦海回忆录》、张伯驹《春游纪梦》与《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方暾《国民党军政部点验委员会的真相》、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蔡元培《自写年谱》、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胡适《四十自述》与《胡适口述自传》、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以及吕思勉、季羡林、韦君宜、曾志等人的回忆录等，指出这些回忆录对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面貌，都有一定的价值。在《谈日记的史料价值》一文中，作者引用了《翁同?日记》、《郭嵩焘日记》、《齐亚诺日记》、《和平大使：阿贝农勋爵日记》、尼克尔森《日记与书信》，以及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陈白尘《牛棚日记》、《朱自清日记》、威廉·L·夏伊勒《柏林日记——二战驻德日记见闻（ 1934-1941）》等，用来说明日记的史料价值。作者论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列举各种信函亦多类此。

　　笔者列举这些书名之时，愈益增加了对作者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的钦佩之情，也有感于作者以如此广泛的征引来说明有关“私记”的史料价值，实乃历史文献学的一个新发展。

　　通读《史料五讲》，深感作者在史料的视野、辨析、抉择上的深厚功底，加深了读者对史料的认识。同时，我认为，作者在阐说史料的过程中，实际上多处涉及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即人们在认识作者的史料思想的同时，进而认识作者治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讲史料中论治学

　　《史料五讲》一书，顾名思义，以讲史料为其基本旨趣和主要内容。但是，因为治学的过程并非只有史料这一环节，故人们不可能完全脱离治学理念单纯地讨论史料问题。从齐世荣先生的学术道路和治学经历以及他的学术风格来看，更不可能在《史料五讲》中不涉及他的治学理论和学术风格。通观全书，依我的肤浅认识，我认为从治学旨趣来看《史料五讲》，它十分鲜明地反映了齐先生的治史理念和史学风格。

　　概括说来，这一治史理念是：应当十分重视史料，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应当辩证地看待和运用史料，这是研究历史的关键环节；应当把史料、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以理论分析史料的价值，以不同方法采择和使用史料，使三者密切结合作综合考察，庶几得到近于历史真相的结论。齐先生的史学风格，从上文所述各项，或可见其大概，不再赘说。（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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