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人心”与“厚风俗”－文史纵横－理论频道

联系我们邮箱登录通行证登录网站地图

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当前位置：中工网－理论频道－文史纵横－正文

理论关键词投稿

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谐劳动关系十七届六中全会十二五和谐社会学习型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

“正人心”与“厚风俗”

——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

宋玲

//m.auribault.com 2015-04-22 来源：光明日报

分享到：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说过：“法令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日知录》卷八“法制”）“正人心”和“厚风俗”乃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对先秦法家功利主义、威慑主义法制观的批判，自汉代贾谊《过秦论》开始，一直到近代章太炎《检论》，可谓史不绝书。至少从汉代以后，中国法律的精神就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转而注重法律的道德内涵，在更宽阔的眼界下审视“法”。而到汉代之后，法律逐渐与道德相结合，所谓“引礼入法”，“法律儒家化”，即指这一特点。在中国古人的眼中，缺乏“礼”内涵的“法”绝非良法，至少不堪为治世之具。即便是和“礼”相对，更多表现为“刑”的法，古人也要求其能够照顾到人类的情感与伦理。所以清人纪晓岚以“唐律一准乎礼”（《四库全书提要》）作为对其最高的褒奖之词。中国传统法律阐扬其“正人心”与“厚风俗”的价值可从传统法律的“形”“意”与“行”三点来探究。

　　传统法律之形——法典的立法倾向

　　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自然属于历朝的法典，如《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例》等。我们仅从法典的形式上来看，即可明了其价值取向。这些法典前后具有很强的继承性，法典中的规则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块由旨在推行道德教化的条款组成，一块由旨在保障国家的秩序、安全与正常的行政管理条款组成。前者大体关乎孝道、婚姻、立嗣与两性关系等，而后者则关乎军事、狱讼以及有效的行政管理等。而有关谋反大逆、杀人、盗窃、侵害的条款兼涉两块内容。但即便主要作为“刑法典”的历代法典，其“形”也不完全“一刑独大”，唐律篇目分成十二篇：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这十二篇中，真正关系到现代意义上的“刑”的实体法，乃贼盗、斗讼、诈伪、杂律四篇，而捕亡、断狱两篇类似于现代的程序法。从结构就可以看出立法者制律的中心意图并不在纯粹意义上的“刑”。而从《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篇目，更是彰显此点，其律分七篇，分别为：名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是按照《周礼》所设置的治理模式来排序，与儒家所设想的道德理想一致，万物统一于“道”中，人间的秩序得以与道的规律相对应，法典篇目秩序的排列，也是按照这样的理念来定。在法典中，即便“刑律”一篇的条款为诸律之冠（如《大明律》共460条款，而“刑律”一篇就占了170条），也难说统治者立法精神“以刑为主”。许多涉及行政管理和刑事处罚的条款，其实更多呈现的是立法者的“养民”之道。何况如果再算上其他的法律形式，如敕、令、格、式、例、则例、“宝训”等，则“刑”更是作为一种“教化之辅”而存在。康熙皇帝一语可明了此种观念：“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康熙《御制文集》卷18，《礼乐论》）

　　传统法律之意——明刑弼教

　　“明刑弼教”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后来成为教/刑或德礼/刑罚关系的经典准则。也就是说，广义的法律是用来推行教化的，其要达到的价值目标乃在于“正人心”“厚风俗”，诚如《史记·管晏列传》中司马迁借管子之言所称的那样：“治教化则人心正，人心正则天下无贼”。而《唐律疏议》的序言中则把教刑的关系说得更为明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故而唐代立法者将法律视为政教之用，其意在促使人们恪遵德礼，以臻“至善”之化境。虽然儒家大体上强调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故有“仁”“义”“礼”“智”的道德自觉，然而现实生活中总有悖理违礼之事，此时纯靠自觉难以匡正人心、厚风俗，故而必须借助法律的威慑之力。所以古代从来不将法律视为政教之末，而以“用”名之，“刑为盛世所不能废”（《四库全书提要》）即指此意。

　　为了贯彻这一意图，传统法律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劝善惩恶。惩恶自不必问，但凡刑律所加，针对的对象必为于伦常纲教有违之人。不仅如此，传统法律往往还变现在看来纯粹是道德的义务为法律义务。譬如《唐律疏议》的“贼盗”一篇中就有这样的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立法者考虑到了人的能力，通常情形下，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因此更应该有道德践履的勇气。唐律对见义不为的行为设置刑事责任，正在于提倡一种公序良俗。

　　更有甚者，传统法律中，很多条款似乎在现实生活中进入司法程序的概率不大，甚至在其设定之初，就没有打算被执行。比如历代法典中有“同姓不婚”条，但是似乎从未被实践过。另外，诸如亲属之间的许多行为，虽被规定为犯罪，但是实践中遵循“民不告官不举”的做法，实际上立法者和司法者都明白，设置此类规则之真正意图，乃在于提出一种治国理想，希望民众向此努力，更多地带有一种“宣教”色彩。

　　传统法律之行——四维为重

　　《管子·牧民》讲：“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传统法律本身是为彰化四维而设，固不待言。但是在变动的社会情势下，如果机械地按照纸面的法去执行，则很可能造成“得形忘意”。于是在传统司法活动中，判断一个法官是否是“青天”，不在于看其判决与法律条文的契合程度，而在于其是否得到了法律之“理”或“意”。这方面，观南宋时期的司法判决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诸“名公”所做的理由，即可见一斑。这些“名公”儒学素养很深，很多还是著名的理学家，他们在面对案件时，自然也会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他们理解法律时，不会拘泥于字面条文本身，而会抽绎其中的“法理”，又“准情酌理”，将“情”“理”“法”融会贯通，求得一个合乎社会正义的判决。甚至有时，他们还会根据案件的特殊性，审时度势，以“正人心”和“厚风俗”为价值目标而对现有条款作出某种修正。

　　比如一名叫胡石壁的官员，就处理过这么一个案子。一名士兵闻得母丧，在未向长官请丧假的情况下，就擅自离开部队回乡奔丧。胡石壁认为对此士兵不能依照法律断为死刑，而应当衡量“情”，予以宽宥。在胡的脑海中，必定认为法律处罚逃兵的前提中，不包括为母丧而出逃的情形。较之于戍守边关而言，孝为更大的“礼义”。因此，法律之形终究得服务于法律之意，最终在法律之行中得到体现和升华。

　　或许海瑞的审案经验更能彰显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凡讼人之可疑者，与其屈其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其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海瑞集》）这自然存在着主观主义的嫌疑，但是就“正人心”“厚风俗”的目标而言，此话倒堪称得“法令其本”。（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编辑：周文

·相关文章

为政者应具人文素养	2009-01-05
为政者应具人文素养	2009-01-05
为政者应具人文素养	2009-01-05
为政者应具人文素养	2009-01-05
为政者应具人文素养	2009-01-05
为政者应具人文素养	2009-01-05
打铁先要自身硬	2009-01-05
顾炎武与郑思肖《心史》	2009-01-05
影视之道乃大雅之道	2009-01-05
朱熹经典诠释的社会担当意识	2009-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