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民国热，在一些人看来，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乃至社会风气等等一切，都是那么的“高大上”，那么的十全十美，那么的令人追忆和怀念！毋庸置疑，我们以前对民国这段历史存在着许多误读、误解甚至曲解，现在有必要给予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评价，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但不能矫枉过正。

　　以胡适的学术研究为例。胡适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开创了许多第一。充分肯定胡适的学术成就及其贡献是应该的，但肯定到什么程度，则又必须实事求是。现在有人称胡适为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一人，其学术成就及其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人超越，也无法超越，有人甚至言必称胡适，一谈问题，就必引胡适的语录，说胡适是如何如何说的，胡适之言论俨然成了评价思想或学术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我以为，这就不太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胡适对自己曾有过较为客观的评价。1924年，他在答章士钊的一首诗中写道：“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尽管这是胡适的应酬之作，然而“但开风气不为师”，是胡适对自己在现代中国思想和学术史上之地位的自我定位和价值评估。这种自我评价恰如其分。

　　谈到胡适的学术成就及其贡献，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提倡的文学革命及其实践活动。在文学革命方面，胡适居功甚伟，是他首先发出了“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有名的“八不主义”；也是他最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来。在实践方面，他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初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并最先用白话文翻译欧洲的短篇小说，其中包括高尔基、契诃夫、莫泊桑、都德、史特林堡等不同国籍的著名作家的作品；他也是提出戏剧改良的第一人，他所创作的《终身大事》，被人视为中国话剧的开山之作。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无论是提倡文学革命，还是实践活动，胡适也有他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有的是历史造成的，有的则与胡适本人的性格和才情有关。比如他的《尝试集》虽然打破了旧诗的“清规戒律”，却未能形成新诗的格律，其中不少仅仅是分行排列的散文，缺乏诗的意境。胡先骕就批评胡适的《尝试集》虽然号称是中国新诗的开山之作，但实际上“以172页之小册，自序、他序、目录已占去44页，旧式之诗词复占50页，所余78页之《尝试集》中，似诗非诗似词非词之新体诗复须除去44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认为真正之白话诗者，仅有14篇，而其中《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三诗尚为翻译之作。”剩下的11首新诗，无论以古今中外何种之眼光观之，其形式和精神，皆无可取。当然，胡先骕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对《尝试集》提出批评的，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客观公正。但《尝试集》的文学价值不高，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胡适自己也承认，《尝试集》“第一编的诗，除了《蝴蝶》和《他》两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洗刷过的旧诗。”“第二编的诗，虽然语言形式作了点创新，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也正因为如此，当20年代初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郭沫若的《女神》等新诗集出版后，胡适的《尝试集》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如果说提倡文学革命及其实践活动使胡适“暴得大名”并成为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出版则初步奠定了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该书是胡适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译成中文时取名《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增扩改写而成，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出版后，不到三年，就再版七次，其影响之大，实属空前。原因就在于：作为第一部用西方的学术观念写成的中国哲学史，该书突破了旧学者不敢质疑的经学范畴，把原来只供人们顶礼膜拜、不敢非议的尧、舜、汤、文、武、周公等“圣贤”撇在一边，而从老子、孔子开讲，把历来被人们认为不能议论的“至圣先师”——孔子和老、墨、荀子等其他哲学家相提并论，正如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所指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对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影响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尤其是30年代后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究其原因：第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问世后，再也没有卷中、卷下了，也就是说他只写了先秦的中国哲学史，充其量只占中国哲学史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从先秦写到明清，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第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以西方的科学主义精神为依归，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所谓解构，建立起符合西方学术观念的中国哲学史，用他在该书中的话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是以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为依归，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新诠释，以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转换，他曾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二》中引用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明其研究中国哲学史是为了继往开来，因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的。”而进入30年代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人们认识到“接着”中国的“哲学史讲”更有利于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树立。同时，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三四十年代后，真正走进西方大学课堂的不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她最困难的时候，读的不是胡适的书，而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或许也是一个例证。

　　除了提倡文学革命及其实践活动和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外，胡适另一项重要的学术成就及其贡献是他的小说考证。据统计，从他1917年5月的《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到1962年2月去世前的《红楼梦问题最后一信》，他写的考证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字达45万字之多，这其中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等小说。胡适考证小说用力最多、成就最为突出，影响也最大的是对《红楼梦》的考证。他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之新观点的提出，打破了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楼梦》迷雾，将《红楼梦》研究引上了正确的学术轨道，并开了一代“新红学之风”。从此，胡适的“新红学”取代了“旧红学”的地位，左右《红楼梦》研究30余年之久。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胡适的考证小说也有他的局限性。他的学生、也是著名红学家的俞平伯就曾指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虽然打破了“旧红学派”的迷雾，但他自己“又犯了一点过于拘滞的毛病”，“把假的贾府跟真的曹氏并了家，把书中主角宝玉和作者合为一人”，不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一创作规律，因而又陷入了以《红楼梦》穿凿附会曹家真人真事的“迷学”。

　　因篇幅的关系，我们仅从提倡文学革命及其实践活动、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和考证小说尤其是《红楼梦》考证等几个方面粗略地论述了胡适的学术成就及其贡献。胡适的学术成就及其贡献是巨大的，但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胡适也有他的局限性，有他力所不及或不能的地方，我们既不能贬低也不能拔高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但开风气不为师”，这或许是对胡适最实事求是的评价。（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