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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士大夫休闲观蕴有积极因素

刘志琴

//m.auribault.com 2015-04-20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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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孟子到李贽，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都对人类休闲问题给予了足够重视，而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对此却没有休闲应有的位置，不能不说是一种偏失——

　　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问题。不同的国家、种族和地区的人们，生活需求相似，都需要吃饱穿暖，而理解各有不同，对于什么是生活？古今中外，从圣贤哲人到凡夫俗子，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说法。

　　读书、休闲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外都有相似之处，其中尤以休闲是生活价值的关键所在

　　中国古人很早就有“生活”这一用语，最古老的书籍《尚书》述：“‘流’谓徙之远方；‘放’，使生活。”《孟子》说：“自作其灾孽，不可得而生活也。”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记载，秦始皇释放燕国的人质太子丹，使他“可得生活”。在古人眼中，给犯人流放、释放人质回国，或诅咒对手自作孽不得活命，都称之为“生活”，这就是让人活下去，使生命继续存在，因此“生活”与“活命”是同一意义。

　　让生命延续，以求得生存，是生活的第一要义，从这层意义上说古今中外都相同。然而生存虽是生活的第一要义，可这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是活命的最低需求。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类动机的理论》中提出人类生活需求的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1954年又推出《激励与个性》一书，进一步提出求知与审美的需求，自此人们将生活的需要概括为五个或七个层次，更多的学者是将后两种归入自我实现的层次。因此生活需求的五层次论，成为当今最能反映人类自由发展的重要学说。

　　人类怎样才能达到自由发展？这有赖于人们在谋生之外有更多的时间由自己支配，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通常是指“休闲”，这有两种内容：一是休息、娱乐；二是自行选择爱好，发展特长，增加智慧和才干。这看似非物质形态，却兼有创造物质和精神价值的双重功能。对于休闲，文化人是最敏感的阶层，他们常是有产有识之士，不愁衣食，不必为谋生操劳。读书、休闲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外都有相似之处，其中尤以休闲是生活价值的关键所在，中西文明古国各有各的特色。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把休闲视为“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他创立的学派称为“散步学派”，因为许多思想的生成，是在散步闲谈中撞击的火花。雅典的文化人多喜欢在野外聚会，社会交往和争论也多半在户外，甚至在喧嚣的街市或运动场上都能听到文人雅士的滔滔雄辩。不仅如此，“学校”一词源于希腊文，本意就是休闲，这就是说，学校是一个休闲场所，可以自由地追求知识，用现代语言说，这是快乐阅读。

　　明清士大夫对休闲的看法已蕴有现代因素，而在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几乎不置一词，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偏失

　　虽然古希腊思想家把休闲看作学习知识的条件，给予高度评价，但把休闲作为一门学问，以人的休闲方式、休闲心理和休闲观念为研究对象，才有一百多年历史。马克思是始创者之一，他高度评价休闲的作用，在他笔下，“休闲”又译为“自由时间”，即非劳动时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预言未来的社会：“衡量财富的价值尺度将由劳动时间转变为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又说：“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现代瑞典哲学家皮晋尔认为，休闲是一种精神状态，是沉浸在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美国心理学家凯利认为，休闲是人一生中最能持久发展的舞台。毫无疑义的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对休闲的价值愈来愈得到重视。这是生命活动的最佳状态，人类发展自我的必要条件。因此在西方思想史上提倡休闲，享受休闲，高度评价休闲作用的思想家不胜枚举。被中国学者忽视的是，明清士大夫对休闲的看法已蕴有现代因素，而在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几乎不置一词，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偏失。

　　身闲心不闲，念念不忘进德明理，在明清士大夫中，“清闲”也是一种立身处世的境界

　　休闲，从字义的象形来看，“休”是人倚木而息：“闲（繁体字）”是倚门望月，都表现为一种宁静、安闲的状态，形象地表现了我们祖先对休闲的最初认识。在古籍中的用语，也是指非劳动时的休息状态，如：“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劳农夫，以休息之。”“劳而不休，亦将自息。”从先秦民歌《诗经》到政治家的高论，都是将休息看成劳动的补充，是恢复劳动力的手段。

　　明人说“休闲”，惯用的语词为“清闲”，别小看这一字之差，却有境界的不同。对“清”字，中国人是情有独钟，在汉语词汇中，许多美好的称誉，往往是清字当头：卓越的才能是清才，志行高洁的称清士，儒雅的文章称清文，廉洁奉公的官员称清官，纯洁的友情为清交，还有清秀、清名、清醇、清流等等，凡属令人敬重的人品、举止，物性、事理，几乎都要冠上一个“清”字。休闲以“清”当头，极大地提升了休闲的品位。

　　明代士大夫从对“清闲”的欣赏中，表现出类似古希腊哲学家的价值观：

　　“读书，最乐之事，而懒人常以为苦；清闲，最乐之事，而有人病其寂寞。就乐去苦，避寂寞而享安闲，莫若与高士盘桓，文人讲论。何也！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既受一夕之乐，又省十年之苦，便宜不亦多乎？ ”

　　“春去春来，白头空自挨。花落花开，红颜容易衰。世事等浮埃，光阴如过客。休慕云台，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莱，神仙真浪猜。清闲两字钱难买。”

　　他们藐视功名，浮云富贵，把清闲看成人生的最大快乐，不论是独坐空庭，或是谈学论辩，无拘无碍。可这要有相应的条件，那就是有一个清雅的环境，士大夫们最向往的是，“竹楼数间，负山临水；疏松修竹，诘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书万卷其中，长几软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闲日过从，坐卧笑谈，随意所适，不营衣食，不问米盐，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于斯极矣！ ”这里有喜逢知己，坐卧谈笑的，也有面壁沉思，自甘孤独的。无锡园林有一“忘言斋”，悬挂的一联是：“几年埋迹在丘樊，一室重关可避喧。窗外云峰常满目，主人终日复何言？”不论是动，是静，追求的是一种怡然自得的情怀。

　　静时，不是无所作为，“凭虚独得超然意，万物尽从静里观。”这是中国士大夫的思考方式，在明末风动一时，具有启蒙建树的李贽自称“四海闲人”，标榜“闲中无事，好与前辈出气。”前文所引“闲之中，可以进德，可以立言，可以了生死之故，可以通万物之理。”表明中国思想家与古罗马哲人一样，也是在清闲中思考万物之理，所不同的是思考的内容不一样。在古代西方引起人们激辩的是世界的本原是水，是火，是气，还是数？这是对哲学的探讨。而中国士大夫热衷的是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身闲心不闲，念念不忘进德明理，所以清闲在中国士大夫中，也是一种立身处世的境界。

　　晚明吏治腐败，党派纷争，皇帝不上朝，官员不理公务，相互间党同伐异，争名逐利，从中央到地方卖官鬻爵成风，但有一官半职，便贪赃枉法，人们不堪其扰。官僚机构千疮百孔，正如万历首辅方从哲所说，国家机构已到了“职业尽失，上下解体”的地步。士大夫们自幼接受崇尚名节的教育，眼看朝政的败坏，有人为虎作伥；有人置若罔闻；有人变成假道学；但也有一批修身养德之士，在浊浪翻滚的官场中，不愿同流合污，激流勇退。在这种背景中，很容易出现两种人，即隐士和狂人，这在明代形成一道风景线。（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编辑：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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