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通州志》记述下了社会风气从俭入奢的前后变化。

　　我们在许多史料中可以看到，明朝中叶以后的人们，在谈到旧日风俗时，难免感叹一番，内容也无非是昔日如何淳朴节俭，今日如何奢靡。因知在从明初至中叶的历史中，曾经有过一个由俭入奢的过程。

　　明朝初年物质比较匮乏，奢靡不过是少数社会上层富人生活的写照

　　洪、永两朝名臣解缙的一份家书中，说尽了当时官员们生活的窘迫：

　　每月关米七石，其余每石折钞共七千贯，稻草亦甚贵。时时虽有赏赐，随得随用，又作些人情，又置些书，尽皆是虚花用了。衣服、靴帽、假象食之类，所费不赀。

　　《西园闻见录》卷十三记载，永乐朝户部尚书夏原吉弟弟来京探亲，临去时原吉送给弟弟俸米二石。永乐帝得知后，感到太过寒酸，问原吉何故。原吉答：“臣所遗俸，已寄之，无以为赠。”永乐帝过意不去，又特赐几匹好布。

　　明朝初年算得上是一个物质比较匮乏的时代，虽然国家可以兴土木、下西洋、迁都、出征，但从整个社会来看，不过国富民穷而已。不止民穷，即如皇室、官员们，也不能算得富有。明仁宗时为太子，留守南京的监国，经常因为手头拮据，不得不取给于城中富户伊氏。而如伊氏这样的富户，在当时实在少之又少。那时候新科进士们看榜就宴，都是徒步而行，未见有乘车马者。直到宣德以后，进京赶考的举子，也只见有乘驴者。那时在京的御史住所，有的敝败不堪，仅避风日。官员尚且如此，民间生活更可想而知。当时的官员邹缉曾说：“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诸处，人民饥荒，水旱相仍，至剥树皮、掘草根、簸稗子以为食。而官无储蓄，不能赈济。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穷财匮如此，而犹徭役不休，征敛不息。”依据《明实录》统计，明永乐一朝，是中国历史上蠲免赈济最多的时段，邹缉这里所说的北方各地，则显然是并无蠲免的去处。

　　这种情况大约正统以后方有所变化。当我们看到成化间解职归乡的御史姚绶那种“粉窗翠幕，拥童奴，设香茗，弹丝吹竹，宴笑弥日”的生活时，我们会深感这些乡绅们就是社会奢靡风气的引导者。但是其实这也不过是当时社会上层富人生活的写照。

　　晚明奢靡流风自上而下，很快便影响到整个社会，民风趋奢成为一时之共见

　　我们看历史，皆知首先得以享受这种奢靡生活的人，只能是官员与商人。但是流风自上而下，很快便影响到整个社会。到这个时候，人们却又要说“士风俭薄，民风奢侈”了。不过此类说法，大都见于方志之中，这很能够说明民风趋奢成为一时之共见。这无非是地方修志者们认为，上层官员士绅与富商大贾的奢靡尽可理解，而民间的效法，则是社会风气由俭入奢的衰颓之变。

　　我们翻开晚明的文集、笔记或者方志，几乎随处可见关于社会竞奢风气的记述，而且记述下了社会风气从俭入奢的前后变化。万历《通州志》卷二记：

　　弘(治)、正(德)之间，犹有淳本务实之风。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布冠。即诸生以文学名者，亦白袍青履，游行市中。庶民之家，则用羊肠葛及太仓本色布，此二物价廉而质素，故人人用之，其风俗俭薄如此。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摺，倏忽变异，号为时样……故有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上座。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驵会庸流、么麽贱品，亦戴方头巾，莫知禁厉，其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为异。

　　旧时便宜的羊肠葛、本色布因为没有销路而不再生产，这是典型的市场选择的结果。但是里中子弟争相以价高而美丽者为衣，为裤袜，且“倏忽变异，号为时样”，则是追求时尚风气的结果。今日所谓追求时尚，其实是商家的行为，以此而促进商品的销售。年轻人永远是潮流的追逐者，晚明时代也是由青年们领导了时尚的潮流，并由青年人影响到整个社会。

　　这里所说的通州，乃是南直隶通州，即今日江苏南通市，时属扬州府，较之苏松杭常诸地，犹有不及，然其风俗即已如此，且此种风俗，不仅限于南直隶、江、浙，当时的北方各地，也是“流风愈趋逾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甚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

　　这些方志中的记录，从宴饮说到服饰，再从服饰说到民歌时调，从上层社会说到下层社会，从市井说到乡里，竞奢风气似乎成为当时城乡社会的普遍现象。

　　侈靡之风，破坏了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风气，贪黩之风，又倒过来刺激社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

　　较早关注晚明竞奢风气的学者，中国台湾的徐泓教授和林丽月教授首先提出：“嘉靖以后，社会风气侈靡，日甚一日。侈靡之风盛行，消费增加，提供人民更多就业机会，尤其商品交流的增加，更促进商品经济的发达。侈靡之风盛行，又影响明末社会秩序的安定，僭礼犯分之风流行，对‘贵贱、长幼、尊卑’均有差等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冲击甚大。尤其侈靡之风，刺激人们欲望，为求满足私欲，乃以贪污纳贿为手段，破坏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风气，使贪贿成风，恬不为怪，而贪黩之风，又倒过来刺激社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既谈到了奢靡风气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刺激，也谈到了奢靡风气对于社会贪腐的推波助澜。其实晚明并非富裕到了可以尽享奢靡的程度，当时的实际情况只是未富而先奢。

　　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椎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

　　明崇祯间所修山东郓城志这段记述，将当时竞奢的风气与社会生活中的僭越行为结合了起来，而且谈及当时人在竞奢的同时，却不肯承担分内的赋役与社会救助。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到，在晚明竞奢风气的背后，并未形成商品生产条件下对于旧有观念的真正冲击，而只是更突出表现了拜金与对于享乐的追求，很难显现出对于社会发展的助动。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