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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未富先奢”
商 传//m.auribault.com2014-01-27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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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通州志》记述下了社会风气从俭入奢的前后变化。

  我们在许多史料中可以看到,明朝中叶以后的人们,在谈到旧日风俗时,难免感叹一番,内容也无非是昔日如何淳朴节俭,今日如何奢靡。因知在从明初至中叶的历史中,曾经有过一个由俭入奢的过程。

  明朝初年物质比较匮乏,奢靡不过是少数社会上层富人生活的写照

  洪、永两朝名臣解缙的一份家书中,说尽了当时官员们生活的窘迫:

  每月关米七石,其余每石折钞共七千贯,稻草亦甚贵。时时虽有赏赐,随得随用,又作些人情,又置些书,尽皆是虚花用了。衣服、靴帽、假象食之类,所费不赀。

  《西园闻见录》卷十三记载,永乐朝户部尚书夏原吉弟弟来京探亲,临去时原吉送给弟弟俸米二石。永乐帝得知后,感到太过寒酸,问原吉何故。原吉答:“臣所遗俸,已寄之,无以为赠。”永乐帝过意不去,又特赐几匹好布。

  明朝初年算得上是一个物质比较匮乏的时代,虽然国家可以兴土木、下西洋、迁都、出征,但从整个社会来看,不过国富民穷而已。不止民穷,即如皇室、官员们,也不能算得富有。明仁宗时为太子,留守南京的监国,经常因为手头拮据,不得不取给于城中富户伊氏。而如伊氏这样的富户,在当时实在少之又少。那时候新科进士们看榜就宴,都是徒步而行,未见有乘车马者。直到宣德以后,进京赶考的举子,也只见有乘驴者。那时在京的御史住所,有的敝败不堪,仅避风日。官员尚且如此,民间生活更可想而知。当时的官员邹缉曾说:“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诸处,人民饥荒,水旱相仍,至剥树皮、掘草根、簸稗子以为食。而官无储蓄,不能赈济。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穷财匮如此,而犹徭役不休,征敛不息。”依据《明实录》统计,明永乐一朝,是中国历史上蠲免赈济最多的时段,邹缉这里所说的北方各地,则显然是并无蠲免的去处。

  这种情况大约正统以后方有所变化。当我们看到成化间解职归乡的御史姚绶那种“粉窗翠幕,拥童奴,设香茗,弹丝吹竹,宴笑弥日”的生活时,我们会深感这些乡绅们就是社会奢靡风气的引导者。但是其实这也不过是当时社会上层富人生活的写照。

  晚明奢靡流风自上而下,很快便影响到整个社会,民风趋奢成为一时之共见

  我们看历史,皆知首先得以享受这种奢靡生活的人,只能是官员与商人。但是流风自上而下,很快便影响到整个社会。到这个时候,人们却又要说“士风俭薄,民风奢侈”了。不过此类说法,大都见于方志之中,这很能够说明民风趋奢成为一时之共见。这无非是地方修志者们认为,上层官员士绅与富商大贾的奢靡尽可理解,而民间的效法,则是社会风气由俭入奢的衰颓之变。

  我们翻开晚明的文集、笔记或者方志,几乎随处可见关于社会竞奢风气的记述,而且记述下了社会风气从俭入奢的前后变化。万历《通州志》卷二记:

  弘(治)、正(德)之间,犹有淳本务实之风。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布冠。即诸生以文学名者,亦白袍青履,游行市中。庶民之家,则用羊肠葛及太仓本色布,此二物价廉而质素,故人人用之,其风俗俭薄如此。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摺,倏忽变异,号为时样……故有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上座。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驵会庸流、么麽贱品,亦戴方头巾,莫知禁厉,其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为异。

  旧时便宜的羊肠葛、本色布因为没有销路而不再生产,这是典型的市场选择的结果。但是里中子弟争相以价高而美丽者为衣,为裤袜,且“倏忽变异,号为时样”,则是追求时尚风气的结果。今日所谓追求时尚,其实是商家的行为,以此而促进商品的销售。年轻人永远是潮流的追逐者,晚明时代也是由青年们领导了时尚的潮流,并由青年人影响到整个社会。

  这里所说的通州,乃是南直隶通州,即今日江苏南通市,时属扬州府,较之苏松杭常诸地,犹有不及,然其风俗即已如此,且此种风俗,不仅限于南直隶、江、浙,当时的北方各地,也是“流风愈趋逾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甚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

  这些方志中的记录,从宴饮说到服饰,再从服饰说到民歌时调,从上层社会说到下层社会,从市井说到乡里,竞奢风气似乎成为当时城乡社会的普遍现象。

  侈靡之风,破坏了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风气,贪黩之风,又倒过来刺激社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

  较早关注晚明竞奢风气的学者,中国台湾的徐泓教授和林丽月教授首先提出:“嘉靖以后,社会风气侈靡,日甚一日。侈靡之风盛行,消费增加,提供人民更多就业机会,尤其商品交流的增加,更促进商品经济的发达。侈靡之风盛行,又影响明末社会秩序的安定,僭礼犯分之风流行,对‘贵贱、长幼、尊卑’均有差等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冲击甚大。尤其侈靡之风,刺激人们欲望,为求满足私欲,乃以贪污纳贿为手段,破坏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风气,使贪贿成风,恬不为怪,而贪黩之风,又倒过来刺激社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既谈到了奢靡风气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刺激,也谈到了奢靡风气对于社会贪腐的推波助澜。其实晚明并非富裕到了可以尽享奢靡的程度,当时的实际情况只是未富而先奢。

  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椎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

  明崇祯间所修山东郓城志这段记述,将当时竞奢的风气与社会生活中的僭越行为结合了起来,而且谈及当时人在竞奢的同时,却不肯承担分内的赋役与社会救助。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到,在晚明竞奢风气的背后,并未形成商品生产条件下对于旧有观念的真正冲击,而只是更突出表现了拜金与对于享乐的追求,很难显现出对于社会发展的助动。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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