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流传的一段网络视频中，一个东北女孩在北京某医院怒斥“黄牛”炒高挂号费：“你们这些‘黄牛’太猖獗了，几十元的挂号费炒到4500元，老百姓等了一天挂不上号！”女孩的悲愤控诉，无疑击中了全社会对于“看病难、看病贵”的民意痛点，以至于这段时间各类相关评论在各大媒体和网络上汹涌而出，经久不息。

　　在这些评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把焦点放在如何打击“黄牛”上。而事实上多年来，各地卫生管理部门联合公安机关针对医院“黄牛党”的集中整治行动经常见诸报道，但因为大医院门诊号一票难求的供求矛盾一直存在，所以每次“严打”过后，“黄牛”们总是还会如野草般顽固地“春风吹又生”。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价格是供需关系决定的，任何存在“黄牛”的地方，一定是因为出现了价格扭曲和价格失真。

　　门诊挂号费，本质上体现的是医生诊断病情的专业劳动价格。我国公立医院挂号费，长期以来都由政府统一定价，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毛钱，到后来几元钱，直到2013年国务院规定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费原则上10元左右，即便是今天北京一些著名三甲医院主治医师的挂号费也不过几十元，许多医生都抱怨自己每天的工作等于替门诊口的“黄牛”打工。

　　这种严重背离市场价值规律、抹杀医生专业工作价值的挂号费标准，既直接导致“黄牛”猖獗，还损害了医生的专业工作热情，造成三天排队挂号、三分钟就诊的普遍现象，医疗服务质量下降，进而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严重社会问题。同时也正因挂号费低廉到可有可无的荒谬地步，医院和医生才会将创收的重心放在检查、药物环节中，导致“以药养医”“过度医疗”的畸形现象产生，造成老百姓看不起病的社会后果。

　　低挂号费，固然是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痕迹，但这一传统至今得不到纠正，则更多是受制于社会公众的认知瓶颈。每次有人提出对门诊挂号费进行合理化改革，都会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1月26日，人民网一篇《委员：挂号费提高到300？市民：不能这么任性》的报道，可以看出门诊挂号费的合理化改革诉求会面临多大的社会阻力。

　　普通公众对医疗体制中的制度逻辑曲线缺乏认知，本能地将公共医疗服务的福利性和公益性建立在对医生劳动价值报酬的强制性剥夺上，建立在门诊费低廉的直接感受上，但他们却看不到当医生的专业劳动无法合理取酬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间接后果。民间谚语所说“既想马儿跑得好，又不给马儿吃草”，一方面抱怨看病难、看病贵，抱怨医生缺乏敬业精神，抱怨医院过度医疗，并把这种怨气投射到医生身上，报复性反对提高挂号费，医患关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目标的医疗体制改革，正在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如建设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提升全国整体医疗服务水平；完善分级诊疗模式，推动医疗资源均衡化，构建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就医秩序，从工作量的适度化上确保医生诊疗质量提升。同时还提出建立科学的医疗人事薪酬制度，破解医生专业劳动收入合理化的制度障碍，解决医药价格倒挂问题，把药价降下来、服务价格适当升上去，从根本上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遵循这一改革设计思路，让挂号费真实体现医生专业劳动价值，让医生可以靠自己专业能力堂堂正正地吃饭，必然会大大提升他们敬业的能力和积极性，就患者而言，前期医生诊断水平提高，误诊率降低，后期过度的、不必要的药费就会减少，算总账对患者而言是更划算的。

　　只有破解公众对门诊挂号费的认知瓶颈，将医疗体制中的这种逻辑关系理顺了，医院才会真正成为以服务能力为核心的医护工作者的专业联合体，而不会沦为一个唯利是图的营利机构甚至是暴利机构，从而实现其公益性的功能定位，北京三甲医院的门口才不会“黄牛”肆虐，才不会再听到外地患者悲愤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