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日起，国家取消部分低价药最高零售价，初衷是提升药企生产低价药食物的积极性、减轻患者使用高价药的负担。“松绑”五个月来，记者走访广州市内各大医院、社区医院和连锁企业了解到，低价药价格应声上涨，涨价少则几倍，多的达上百倍。医院药房采购人员喊“采购难”，想买一种药，药厂报价贵的不敢选，报价便宜的又抢不到。患者以前花50元可以买到三种药，现在只能买两种甚至一种了。（《信息时报》11月5日）

　　习惯了价格管制下的低价，当然难以适应放开后的波动。面对低价药价格松绑后的波动，尤其是应声上涨，如何“既买到价格便宜且质量有保证的药品”，不只是让患者烦恼，就连医院药房的采购人员也叫苦不迭。为了避开涨价药，医院药房甚至不得不选择其他替代药，有些患者也因此而被迫换药，由此引发的疗效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乍一看来，药品价格松绑是药价上涨的直接诱因，引发对于药价松绑政策的质疑与反思，也不难理解。不过，价格松绑的初衷其实是通过价格机制提升药企的生产积极性，避免或减少药品断供风险。而药企的生产积极性，当然来自药价的有利可图，价格高了才能刺激供给，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为药价松绑之后，假如药价反而纹丝不动，恐怕才是咄咄怪事。

　　药价松绑的本意，其实正是让长期被最高限价压制的低价药，能够回归市场价格。价格松绑后的药价提升，本该在预料之中。尽管医保和患者可能因此而承担更高的成本，但相比低价的救命药动辄面临断供甚至停产危机，为这些救命的低价药留出必要的利润空间，从而确保药品的可及性，显然要来得更加明智。

　　当然，正如任何价格的放开，往往都意味着价格波动的加剧，药价松绑自然也不例外，低价药价格出现大幅反弹，涨幅从几倍到上百倍，如此剧烈的涨幅，自然难免引发对药价不可控的担忧。而药价市场化所呈现的这些现象，其实并不只在国内存在，而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今年9月，美国图林制药公司获得达拉匹林的专营权后，一夜之间把价格从每粒13.5美元上调至750美元，涨幅达50多倍，令全美震惊。尽管迫于舆论压力又收回涨价决定，美国药价的持续上涨却是不争的事实。仅以抗癌药为例，在过去15年，美国新抗癌药平均价格翻了5至10倍。药价甚至已成为影响美国总统竞选支持率的关键议题之一。

　　药价松绑后通过市场信号配置药品生产与供给，当然是个正确的大方向，低价药价格的适当调整也应当被接受。但简单的放开药价，的确还远远不够，毕竟，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机制，除了保障生产者有利润之外，还需要建立均衡的议价机制，具体到药品定价，也就仍需促进买方的议价能力，医保作为最大买家，在药品市场中的话语权显然应充分体现。此外，为了应对医药企业通过更换药品名称将旧药高价卖出的“伎俩”，德国要求每种新药均需接受“医疗保健质量和效率研究所”的“前期效用评估”，只有被评估比现有药物疗效更好后，新药才有涨价的机会。通过科学评估创新药附加价值，既鼓励了真正的药品创新，也将有效遏制随意涨价。

　　药价“松绑”之后，医改还不能停下脚步，更需建立均衡市场机制，并根据药品市场的特殊性，不断完善科学的评估与药价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