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辉 漫画

　　进入2、3月份，蔬菜价格已有不堪其贵之感。有的消费者去买菜，已经不是论斤称，而是论“个”买。国家统计局4月11日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与消费者的感受一致。3月份，食品价格上涨7.6%，其中，鲜菜价格上涨35.8%、畜肉类价格上涨16.5%。考虑到春节期间蔬菜价格已经过一轮上涨，鲜菜和畜肉类价格的两位数上涨就更显惊人。这一幕，如同6年前“姜你军”“蒜你狠”“向前葱”的重演。

　　谁都知道，蔬菜价格受季节性因素制约而有“钟摆现象”。随着蔬菜大面积收割和天气好转，市场供应最终将大量增加并对价格产生抑制作用。这决定了蔬菜价格的上限和不可持续性。不过，周期性因素只是给了蔬菜被囤积居奇、价格被爆炒的部分时间空当和追求差价的空间，从更深层面看，这种空间被反复利用，导致“菜篮子”总处在“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困境中，不能不说还包括滞后的制度性因素。具体而言，是与农产品经营方式相关联的信息联通程度，与地方经济发展诉求相关联的投融资需求，与物流机制相关联的中间加价环节，与全国市场统一程度相关联的管理机制等等，“配合”着周期性因素，共同推高了蔬菜溢价。

　　规模经营才能稳定供应和价格

　　如果种植户不是分散经营，信息掌握能力更强，那么议价能力就会大大提高，蔬菜价格出现季节性大起大落的概率就会大大减小。

　　与其他商品一样，蔬菜的基础价格，既由供应能力决定，也由信息分布情况决定。农村改革以来的近40年时间，初步制度化地解决了农民的经营权和财产权问题，极大促进了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供应。但是，土地分片、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这一主要经营方式，客观上也导致无法实现规模种植经营。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户均经营土地规模只有7亩多，而规模经营是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单位效益的关键所在。这两个方面能否得到提升，不仅决定着蔬菜在不同季节能否保持足够供应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对蔬菜基础价格的控制能力。如果蔬菜能在所有时间段都满足供应，市场波动就相对较小，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成本也相对较小。

　　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散种植经营的方式，还导致了种植户与流通环节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通常农户只是根据上季蔬菜价格，决定新一季的种植倾向。这导致蔬菜价格低时，下一季种植面积会骤然缩减，蔬菜价格高时，下一季生产过剩。而有投机意愿的资本，则会根据货币政策的走势、天气情况、不同区域的市场供需等更全面的信息，在蔬菜供应相对紧张的季节里溢价收购农田里的蔬菜，通过囤积居奇的方式择机获利。这在去年以来再次出现。去年CPI处于“1”时代期间，蔬菜价格大幅下跌，全国许多地方出现蔬菜大面积滞销现象，夏季、秋季蔬菜种植面积大幅缩减，与此同时，货币政策转向中性灵活，于是，蔬菜种植基地、集散中心再度出现了各种游资和炒家，收购葱姜蒜等可炒作蔬菜，甚至在幼苗期就全部包购。葱姜蒜的“比价”效应，又带动了其他蔬菜被收购。如果种植户不是分散经营，信息掌握能力更强，那么议价能力就会大大提高，游资利诱、囤积居奇的成本会相应增加许多，蔬菜价格因游资掌握定价权而出现季节性大起大落的概率就会大大减小。

　　实际上，政策面早已注意到了分散经营给市场造成的风险。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提出，长远看要推动农业从传统农户分散经营向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经营体系转变；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在蔬菜供应和基础价格越来越受到经营规模制约、不能真实体现的情况下，加快适度规模经营的试验和推广已是必然。

　　财税体系稳定才能遏制游资

　　只有地方有了稳定的财税体系和预期，游资才可能在地方政府的严格监管下运行，这是更可取的干预方式。

　　无论是6年前还是今年，蔬菜价格被爆炒，总有游资的身影闪现。可以说，游资是将蔬菜价格推高到与供需脱节地步的主要幕后推手。那么，平抑蔬菜价格，能不能采取打击、杜绝游资的手段？答案是否定的。尽管游资时不时“兴风作浪”，但除非明确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不能轻易使用霹雳手段。原因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农田种植的农产品不可能完全交由国家统购包销。这样做等于回到了计划经济时期低效率配置的路上。合理配置市场供需两端，离不开民间资本的参与。

　　但这并不代表就有理由对游资爆炒蔬菜价格袖手旁观。实际上，游资出没于农田、农产品集散地和电子交易市场，不仅是逐利这一个驱动力，很大程度上还有地方政府开拓财源作为驱动力。近年来，尽管已有不少电子交易所成为相关投资产品爆炒的源头，也有一些电子交易所破产或被地方政府关闭，但是，由于电子交易既无需证券市场那样的制度约束，又能给地方带来交易税收，不少地方政府对此抱有浓厚兴趣。轻监管而重发展的结果，不仅使一些投资型蔬菜品种的期货交易价格被控制，而且迅速反映到现货市场，加剧了蔬菜价格波动。大葱价格在去年一年内完成了10倍涨幅，大蒜价格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飙升了一倍以上，绝非供需关系剧烈变化的结果，而是从农产品集散地到电子交易所发出的强烈信号诱导的结果。

　　让游资起到既平衡市场供需的作用，同时又不成为蔬菜价格暴涨的“元凶”，对地方治理能力是一大考验。一方面，地方的政绩观必须更新到位，要抑制一味鼓励地方电子交易市场开拓财源的冲动，防止地方电子市场交易的混乱造成全局性的产品价格失控；另一方面，需拓宽游资的投融资渠道，使其由投机性转向投资性。而在这两个方面，都需以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为前提。

　　对此，当下正强力推进的“营改增”为优化央地关系提供了良机。过去，营业税是地方财政的大头，在“营改增”后，中央和地方财政需要重新制定税收分配比例，同时培育稳定的地方税种，以防地方财税锐减。在这个大背景下，无论地方政府还是游资，需重新评估农产品集散地和电子交易市场的运行体系和风险成本。比起打击游资，只有地方有了稳定的财税体系和预期，游资才可能在地方政府的严格监管下运行，这是更可取的干预方式。

　　流通成本昂贵必须得到控制

　　除了种植面积增减和游资是否爆炒外，最大的加价环节在流通。需要顶层设计尽快启动和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的改革。

　　蔬菜进入消费者的“菜篮子”，要经过种植、收割摘取、净菜、中间商、终端市场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在增加成本。其中，除了种植面积增减和游资是否爆炒外，最大的加价环节在流通。流通环节成本的昂贵，导致因劳动生产率较低而不便宜的蔬菜，进一步趋向昂贵。

　　治理流通环节，已是一个“老大难”，迄今未取得显著成效。究其原因，是生产、流通和销售三大链条没有形成高效的良性循环。种植户因分散经营的方式无力顾及流通，流通环节的长距离运输需要付出运转成本和多重跨境成本，销售环节则受到不同城市市场管理体制的限制，准入门槛过高。这导致了蔬菜价格的比照效应格外显著：只要有游资炒作某一类蔬菜，其他蔬菜品种就会赶紧跟进，形成恶性循环。

　　过去，针对蔬菜在流通环节面临的重重关碍，各地提出了不少解决办法。其中落地率最高的就是“市长工程”：由市长出面，尽量提高蔬菜供应的自给率和本地化程度，以此控制蔬菜市场的价格，减弱外地菜流通环节加价给本地造成的冲击。应该说，市长管“菜篮子”是切合实际的应对之策。但随着百姓对餐桌安全的重视越来越高，对蔬菜质量、品种要求也在相应提高，因此仅靠提高蔬菜供应自给率，不可能满足百姓需求。而从全局来看，蔬菜供给的自给率越高，蔬菜的市场发育越缓慢，因价格走低而导致种植面积大幅缩小、导致供需失衡的风险也越大。

　　长远看，保证“菜篮子”的丰富和价格稳定，必须治理流通环节。在跨境治理流通环节尚缺乏相应配套行政体制的情况下，地方不是没有可优化之处。实际上，目前许多城市的市场治理思路，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蔬菜进城的成本。比如，农民进城直销困难，社区蔬菜营销点建设不完善等等。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城市人口进驻城市，这种滞后的管理思路将更加凸显。从保证“菜篮子”的长期稳定出发，城市应根据自身条件，在不影响城市区域功能的前提下，扩大农民蔬菜直销和社区营销点，减少蔬菜进城后的加价环节，以减弱蔬菜季节性因素和流通成本昂贵给民生造成的冲击。

　　从根本上治理流通环节，需要顶层设计尽快启动和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的改革，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今年春天“菜篮子”的波动，发出了尽早拿出具体实施方案的呼吁。

　　统一大市场是根本解决之道

　　建立统一大市场，合理运用行政和市场的配置力量，在蔬菜走向餐桌的各个环节都尽量消除壁垒，将制度性成本压至低水平。

　　作坊式种植经营、信息不对称、游资在一级市场垄断、流通环节各自为政、进城销售困难，结合起来构成了一幅幅市场分割的图景。要让“菜篮子”摆脱周期性困境，走出“菜贱伤农民，菜贵伤市民”的循环，建立统一大市场是根本之道。

　　建立统一大市场，不是由国家一手承包蔬菜种植经营的生产和销售，而是合理运用行政和市场的配置力量，在蔬菜走向餐桌的各个环节都尽量消除壁垒，将制度性成本压至低水平，尽可能让百姓不再承受“菜篮子之重”。

　　这就意味着，在种植环节，需适度扩大规模经营，将一级市场的供需信息发布到田头，以更高级的合作形式，让种植户做出合理的种植决策，获得更高的议价能力，保证其基本利益。

　　在一级市场，应该借“营改增”之机优化央地财政关系，去除炒作游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保护伞，以健康的一级市场改变其投机惯性，使民间资金得到善用。防止以金融创新为名，使金融衍生产品成为加大蔬菜价格波动的工具。

　　在流通环节，要打破各自为政、各算其账的惯性，调整种种附着在运输上的利益格局，加大对物流行业的资本投入和管理体制改革，规划建立国家级的仓储中心和物流企业，并把蔬菜这样的民生产品作为重点项目，建立国家级的电子商务平台与业已发展起来的民资电子商务平台良性竞争，为最终消除流通环节的贸易壁垒注入外部能量。

　　在城市管理机制上，改善城市形象、优化城市区域功能应与民生工程进一步契合，保证蔬菜进入“最后一公里”时，不必付出过高成本。同时，针对一二三四线城市的不同功能，预留空间，改进优化，为城镇化率的提高和新型城镇大量增加后，包括蔬菜供应在内的民生供给需求的增加，做好准备。

　　事实上，在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表述中，相应改革方向已叙述得很清楚。整合贸易流通领域的管理架构，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等等，都为解决“菜篮子”周期性困境指明了方向。关键在于，如何尽快让相关改革到位，并使之发挥出预期作用。

　　小小的“菜篮子”，折射出诸多领域的改革命题，反映了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使命。季节性因素不可控，而制度性因素可控可优化，这是解决“菜篮子”问题的破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