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关系不大：当人们讨论空间问题时，社会历史是在其视野之外的；而在人们思考历史问题时，又很少考虑空间。笔者认为，我们应从空间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角度，把空间问题提升为“空间化”问题。

　　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空间”并不是静止的几何学与地理学概念，亦非主观的心理形式、文化符号结构，而是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过程，即它是一种动态的历史关系，故“空间化”一词更能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对空间的独特深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问题包括“两个提升”：一是把空间问题提升为“空间化”问题；二是把“空间化”问题从一个哲学范畴问题，提升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特征与核心课题。

　　由此出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问题实际上包括三个基本问题：其一，历史唯物主义为何要面对“空间化”问题。一方面，当代社会现实新变化要求我们关注空间问题，但传统唯物史观不足以直接回答这个时代问题，而“空间化”研究是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重要突破口。另一方面，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符合当代现实的“空间化”理论，才能澄清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中的困惑，辨明当代社会“空间化”研究的科学方向。其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面对“空间化”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潜藏着“空间化”问题视角；从第二国际部分理论家经过苏俄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走过了一个从重视历史阶段到重视空间发展问题的转变过程；当今一些理论自觉把当代世界“空间化”问题提到了一个很突出的地位。其三，何为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和研究的“空间化”问题。从经典逻辑中拓宽与翻新的基本理论问题，即以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历史辩证法为基础的当代理论建构问题；面向当代人类社会“空间化”的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关于城市化、经济全球化等重要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经典思想家的思想被中国学界介绍、理解、消化、应用的建设性成果，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当代研究的新领域、新范式。这也是中国社会巨大变迁在理论上一种自觉和不自觉的反映。就理论渊源而言，20世纪末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先后引入了不少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前沿人物及其思想，其中，大卫·哈维、曼纽尔·卡斯特和昂利·列斐伏尔是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三剑客”。此外，一些更广义的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理论的经典大师也被同期介绍到中国，比如福柯、德里达、弗利德里克·詹姆逊、安东尼·吉登斯等；还有一些激进的西方建筑学派领军人物，如意大利建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塔夫里等。另外，更早些时候，一批原来被称为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后来变成反全球化理论的一些学科、学派和领军人物，比如弗兰克、多斯桑托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阿明也被介绍到中国。最后，还有经由葛兰西与福柯影响的、更为晚近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代表人物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乃至查特吉、杜赞奇等人，他们的思想也得到汉语学界的关注。这些人也都自觉不自觉地从空间角度来理解世界，特别是东方世界的差异化发展问题。可以说，“空间化转向”是一种普遍的时代感觉和共识，或者说是时代精神的共鸣。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是城市化。它是资本主义和当代世界“空间化”发展最直接、最具体的地理景观。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典公式就是通过不断的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为追求剩余价值而生产，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生活需要，而是为更大一轮的投资做准备，剩余价值变成一种新的投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积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人民消费能力越来越下降，这就导致了过度积累，相当一部分剩余资本无法实现转移，变成了一种滞留的货币，这对资本家而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资本只有在运动和流通中才能生存与增值。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就必须用剩余资本进行投资。资本缓解过度积累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对未来投资和对外围空间投资。对未来投资包括金融投资、教育投资等。对外围空间投资，就是对人居住的环境或者人工环境的投资。作为人造环境的投资与生产，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人类生活需要，而是基于资本转移或者缓解过度积累而采取的一种投资形式，是资本扩大再生产或者说延长流通时间的一种投资形式。换言之，城市是政府和大型企业把手中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利润、财政收入进行消费、投资的一种方式。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的第二个现实问题是经济全球化。从“空间化”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是以现今发达的通信技术、交通技术和能源、金融等为支撑的世界经济领域联系越来越紧密的过程。例如，网络通信技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传播的传输问题，这可以让世界同步为一个整体而存在。此外，空调、冷冻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一些企业的生产不受地方气候和能源的限制，可以采取同步转包、子公司流水作业，让某个企业遍布世界。尽管经济全球化是由技术、能源和金融等推动的，但技术的支撑和能源、金融的发展，都只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原因之一，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资本的逐利性——资本需要去寻找廉价劳动力进而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所以说，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空间化”视角阐扬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有利于深化与拓展当前的中国道路问题研究。我们认为，由此视角来看，人类文明发展历史是一个空间不断提升与转换的过程，中国也不例外。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既是空间重构创新过程，也是突破西方自由主义空间控制的过程；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仅为中国新发展空间构建创设了新的历史机遇，而且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了新的可能的文明发展空间。由此逻辑来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应对人类多重共同挑战的客观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为人类文明开拓发展空间的强烈历史担当和高度使命自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全世界宣告了构建人类文明空间新秩序的中国方案，也体现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共同诉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最大限度地实现后霸权主义时代全人类最大的共同利益，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视野下通过批判“旧世界”所发现的“新世界”。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国际社会共担时代责任，合作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表明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

　　（作者：刘怀玉，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问题研究”负责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