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耿飚的长女耿莹前不久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校给学员们讲述了“耿飚之问”的由来。上世纪90年代初，耿飚重返他曾经战斗过的西北某县考察，一天晚饭后，突然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第二天，耿飚在当地干部大会上回忆说，战争年代，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旅里决定枪毙他，结果，一大群老百姓下跪为这个战士求情，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耿飚话锋一转，向当地干部提了一个问题：“如果现在你们犯了错误，有没有老乡给你们求情？”在座的当地干部顿时鸦雀无声。

　　看上去，“耿飚之问”只是说给当地干部听的，似乎也是就事论事，可实际上，“耿飚之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既现实又紧迫需要回答的问题：与战争年代相比，现在的干部与群众的感情，究竟是深了还是浅了？究竟是亲了还是疏了？

　　百姓为战士求情究竟是否起到了减轻处罚的作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表达的惋惜、不舍的情感比金子还贵重。诚然，在法治社会，干部犯错都会依照法律法规进行惩处，下跪求情之类已经没有了意义，但百姓对犯错干部同情不同情、惋惜不惋惜，就好像一根温度计，能够测试出干群关系的温度。

　　有许多成天和百姓一起摸爬滚打的基层干部，可能由于经验不足、能力有限或者客观条件不具备，导致判断失误，造成损失，有的还因此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百姓还是给予理解和惋惜，因为他们能够看出，这些干部无论是内心还是行动，都在努力为民办事。问题在于，并非所有干部都能得到百姓这样的理解和惋惜，原因很简单，有些干部对群众的感情越来越冷漠，在一些地方或单位客观上形成了干群之间的隔阂。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最近报道，一位在基层调研的干部遇到一名乡镇干部，说话间，那位乡镇干部的手机响起。电话里，村民急促的求援声清晰可辨，可这位干部却大声说：“你说什么？我听不见！这里信号不好！”言毕，立马挂断电话并迅速关机。试想，这样的干部一旦“出事”，群众还会理解、同情、惋惜他们吗？更不消说一些干部为了私利，变着法儿侵害百姓的利益，群众更是看在眼里，气在心上。这样的干部一朝栽了跟头翻了船，他们听到的绝不会是求情声，而只会是叫好声。据《中国检察报》报道，四川雅安原市委书记徐孟加被免职时，雅安市的一些街道响起了鞭炮声，徐孟加后来在监狱里忏悔道：“免职时听见鞭炮声，我痛不欲生！”

　　当年百姓为犯错战士求情，反映了人心所向，同样，徐孟加被免时的鞭炮声也反映了人心所向。如今干部犯错后，究竟有多少百姓会为他们求情，真的说不准，扪心自问，一些干部自己也难回答这“耿飚之问”。不解决权为民所用的问题，表面上我们失去的只是百姓的求情，而实际上，失去的可能是最为珍贵的人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脱离群众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这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明白了这一点，记住“耿飚之问”的意义，自然不言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