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我家亲戚不多，人也穷，收到的红包像受潮的鞭炮，始终无法在幼小的心灵密集而高调地炸响。好在父母没有接管红包的意思，我一不留神挤进了当年朋友圈的富豪榜。

　　据母亲讲，我一岁时去拜年，被父亲按在稻草编成的拜席上，给外公磕了三个响头，得到人生的第一个红包：一枚顺治年间的铜板。奶奶说此币非同寻常，可避祸驱邪，便用红绳系着，挂在我的脖子上，一挂十来年。后来得知，“顺治通宝”是外公从他结婚的老柜子上拆下的。它不是真正意义的红包，更像来自时光的馈赠和祝福。

　　旧时的春节，要么下雪要么上冻。给爷爷拜年时，最近的亲戚一般最后来，距离最远的邱叔叔，反倒总是第一个叩响新年的大门。邱叔叔住着土砖房，有四个孩子，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我刚上学，不懂世事，只懂红包。我在邱叔叔附近勤快地转悠，直到他边掏口袋边说，“拿去买个本子”“给你买只笔”，才心满意足地接过红包，转身跑开。他的红包像卡片一样薄，打开有些褪色的红纸，里面是一张陈旧的两元纸币，我好奇地想：他的红包丝毫不起眼，为什么还要叠得整整齐齐？

　　相比之下，小贩六伯的压岁钱花样百出：有时是两毛的，有时是一块的，有时是厚厚一沓一分纸币，无一例外，它们都是新钱。那些连号钞票像月亮赐给我的弯刀，锋利得能割耳朵。我小心地把它们夹在字典里，待年过月尽嘴馋时，再翻出几张，去买一块橡皮或者一捧瓜子。收红包的喜悦，在厚厚的新华字典里，不停地翻页向前，直逼再次的新年盛宴。

　　二十岁时，我在珠海过年。南方人管红包不叫“压岁钱”或“压惊钱”，叫利是。用的是机器印刷的利是封，里面的金额也水涨船高，变成五元、十元，格调顿时提升不少。白天，我逢人喊“哥哥姐姐新年好”时，对方立马会喜气洋洋地摸出红包。

　　今天，在微信群里发过多少次红包，收过哪些人的红包，我完全不记得。触手可及的虚拟红包，仿佛星光般遥远；那些带着体温的老式红包，像身旁越烧越旺的篝火，烤暖了许多寒风吹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