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将实行最严格的全过程监管制度、建立最严格的各方法律责任制度、对违法生产经营者实行最严厉的处罚、对失职渎职的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实行最严肃的问责、对违法作业的检验机构等实行最严格的追责，五个“最”字让人感到政府“重典治乱”的决心。的确，面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人们最直接的反应往往是，那么多的监管部门都干什么去了?

　　监管部门究竟在做什么呢?他们也是一肚子的苦水。一些基层食品卫生监督机关跟媒体诉苦，说有的消费者即使在食物中发现一只苍蝇，都会要求查处，按程序，这往往需要两到三个执法人员忙上几天。数据显示，我国约有45万家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有2亿多家农户提供食品原材料，5万多家企业从事食品零售，仅北京就至少有3万家餐厅以及数不清的小餐馆。

　　面对如此庞大的监管对象，若一味强调“最严格”的政府监管，将着眼点放在提高罚款数额、加大处罚力度上，可能导致食品安全监管在某种程度上沦为猫鼠游戏，逮着与否全凭几率;有的监管部门甚至被相关企业“俘获”，成为有毒有害食品的“帮凶”。

　　破解“猫鼠游戏”的监管迷局，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是，消费者发现自己食物中有苍蝇时，为何不直接要求厂商赔偿，或通过调解、仲裁、诉讼途径维权，反而辗转求助监管部门呢?自动放弃权利、被动等待监管部门维权的背后，凸显的恰恰是民众的私权保护缺失、维权渠道不畅的现实。

　　让上帝的归上帝，让恺撒的归恺撒。对食品厂商与消费者之间因食品质量或服务引发的“私”纠纷，完全可以通过完善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畅通调解、仲裁、诉讼等小额维权渠道，鼓励消费者积极主张、行使、保护自己的权利，一方面倒逼一些黑心厂商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食品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让饱受“案多人少”困扰的监管部门从大量“私务”中解脱出来。

　　至于组织制定食品安全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公布食品安全信息、查处食品安全重大隐患等属于“公”领域的社会公共事务，也应走出监管部门单兵突进的传统模式，积极吸纳社会和公民的力量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如规范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程序，确保程序能便利行业和社会公众表达诉求、吸纳意见。对食品召回后的“回流”问题，在坚持企业食品安全员内部监管的同时，可以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外聘专业人士担任食品安全员，加强社会力量对企业的外部监管。建立有奖举报制度，鼓励社会各界和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