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在海港、空港、陆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走在了前面。图为盐田港掠影。（深圳特区报记者丁庆林摄）

　　■ 胡振宇

　　提要

　　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其基础就是深圳所具备的一系列的组合优势，主要有四个方面：“区位+地位”的双重领先优势；“模式+创新”的双重示范优势；“金融+实体”的双重牵引优势；“基地+制造”的双重聚合优势。

　　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战略构想，深圳需要抓住三个核心：一是服务国家海洋强国目标，建设深圳南海服务基地，提高深圳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二是以城市实践突破地缘限制，依托企业优势在太平洋岛国布点；三是深入沿线核心国家、核心城市，提高经济介入度和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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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带一路”一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主渠道，也是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及与周边国家的利益交汇区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内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承历史，它摒弃了朝贡体系的外壳，强化了和平、友好、开放和包容的内核；二是继往开来，它是对历史丝路的一次重新建构，是由规则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的一次飞跃；三是合作共赢。强调要与周边形成由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支撑的命运共同体。

　　作为“一带一路”一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主渠道，也是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及与周边国家的利益交汇区，其国家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重置发展动力。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充分利用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成本优势，吸引资本进入，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推进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随着土地、环境成本增加，人口红利衰退，支撑上一轮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弱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力促中国吸引外部资源、转移过剩产能和优势产能、拓展外部市场。

　　二是重塑贸易规则。美国主导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对我国构成现实压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通过整合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六大战略通道，推进东南亚地区的双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提高对亚非欧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增强我国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主动权。

　　三是重振周边关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着力缓解东盟内部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加强内部协调，平衡各方诉求；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战略互信，寻求解决南海争端的可行方式；搭建平台、设立沟通机制，提供地区一体化所需要的各种条件。

　　四是重构通道安全。东南亚扼守两大洋、连接三大洲，是我国“走出去”的必经之地和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运输量占我国对外贸易货运总量的80%，海上通道的单一性是国家安全的最大短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增进与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和经济互利，并通过增加备用通道，实现海上通道多元化，减轻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依赖，增强国家的战略主动性和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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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深圳具备四个组合优势

　　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其基础就是深圳所具备的一系列的组合优势，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区位+地位”的双重领先优势。深圳是我国沿海城市中距离深海最近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沿深圳海岸向南100公里的海水深度可达500米，150公里可达1000米，具备作为深海服务基地、试验基地的优越条件。深圳地处亚太主航道，邻近国际主要海运线，具备成为亚洲-欧洲、亚洲-美洲国际干线运输关键节点的区位条件。特别是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大大降低了深圳的资金获取成本、制度学习成本和信息获得成本，在深港联手“走出去”的过程中，可充分发挥香港在法律、金融方面的优势。

　　2013年，深圳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5374亿美元，占全国的12.9%，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地位重要。同时，深圳在海港、空港、陆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走在了前面。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深圳以实施“三化一平台”带动全局，引领市场化改革新突破，争创法治化环境新优势，树立国际化城市新标杆，打造“前海”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平台，继续在全国走在前列。

　　（二）“模式+创新”的双重示范优势。模式是软实力、吸引力，可推广、复制，具有强大的品牌效应。创新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内生过程，深圳本身就是制度创新的产物，先后启动了外汇体制、土地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管理创新和产品创新逐步跟进，已成为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创新最活跃的城市。沿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大多数与中国存在发展阶段落差和产业互补性，是“中国模式”输出的理想场所，深圳能够发挥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三）“金融+实体”的双重牵引优势。经过多年的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创新，深圳金融业已成长为全市战略性支柱产业，跻身国内金融“第一方阵”。全市金融机构数量已达315家，其中法人机构122家，机构密度位居全国前列，基本建立起以银行、证券、保险机构为主体，其他各类金融机构并存，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现代金融组织体系，拥有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一批品牌金融企业，正推动深港金融在人员交流、机构互设、产品互认、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合作，并抢抓前海先行先试契机，率先启动跨境人民币贷款、外商股权投资等创新试点。

　　实体经济方面，深圳较早实现了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进入新世纪，出台了《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把创新提升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并相继确立了四大支柱产业（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出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文化创意）和四大未来产业规划（海洋、生命健康、航空航天、军工）。2013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已达到新加坡的63%、香港的86%，差距进一步缩小，成为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全国创新最活跃的城市，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十年位居全国大中型城市第一。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金融+实体”的双引擎优势为深圳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提供了保障。

　　（四）“基地+制造”的双重聚合优势。深圳走出去的企业有两大类，一类是招商局国际等驻深央企，已在东南亚、南亚、澳洲、西亚、非洲等地区进行广泛布局。一类是以华为、中兴通讯为代表的制造业民营企业，已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行区域总部、研发中心布点。紧随其后的是依靠市场力量发育起来的一大批民营企业，这些民企与招商局国际等企业的全球布局具有天然的组合优势，可通过沿线临港园区等项目建设取得“1+1>2”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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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战略构想，深圳可多措并举

　　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战略构想，深圳需要抓住三个核心：一是服务国家海洋强国目标，建设深圳南海服务基地，提高深圳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二是以城市实践突破地缘限制，依托企业优势在太平洋岛国布点；三是深入沿线核心国家、核心城市，提高经济介入度和文化影响力。可从五个方面推进：

　　（一）建设南海服务基地。联合多方，向国家郑重建议成立直属中央的南海事务中心，统揽南海开发等重大事项指挥工作，办公地点设在深圳。1993年为确保三峡工程建设，国务院就成立了三峡建委，作为国务院领导三峡工程建设和移民工作的高层次决策机构。南海开发显然比三峡工程更浩大、更复杂、影响面更广，一定要成立更高层面的机构来统御各方力量，超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一个口径发声、一个步调行动。

　　依托南海事务中心和香港的国际化地位，成立和汇聚一批中国海洋研究智库，为国家行动提供支撑。聚集全球顶尖海洋法律专家、历史学家开展南海问题的专项系列研究，用国际语言发出中国声音。

　　发挥濒临深海的区位优势，以科研部门为主力申请成立国家深海试验平台，为深网、深探、深钻高科技试验服务。

　　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克拉地峡、龙目海峡、中缅油气通道的研究、开发、建设等项目。

　　支持招商局集团、盐田港集团、机场集团等优势企业参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印尼的港口、机场建设。

　　（二）建设太平洋岛国支点。结合深圳远洋渔业企业在太平洋岛国已经布点的优势，探索海外资产混合经营的财务模式。重点开展密克罗尼西亚、瓦努阿图、库克群岛综合渔业基地建设，对已成为热点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斐济适时进入。中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地区除澳大利亚、新西兰外，有14个独立国家，这些国家既是陆地小国，又是海洋大国，海洋专署经济区面积达2000万平方公里，仅密克罗尼西亚就达298万平方公里，与中国专署经济区面积相当，无论从经济还是文化方面受美、澳、新影响至深。中国迫切需要在这一地区采取和美国类似的长租方式，建设自己的海外支点，深圳可在国资和民资联合出海方面先行先试。

　　随着综合渔港的建设，逐步介入油气供应、海岛太阳能发电、淡水供应及其他基础设施，提高当地的生活水平、改善当地的就业环境。

　　进行渔港、机场、酒店、旅游设施综合开发，有选择地开通深圳与岛国航线。

　　（三）建设沿线国家港口、机场、园区等基础设施。积极支持驻深优势企业在非洲、欧洲进行港口资源布局，支持企业参与国家海外支点港口建设。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均具备建设大型中转港和新加坡港、迪拜港喂给港的区位优势。

　　在南航赴毛里求斯旅游包机的基础上，选择南亚、非洲、欧洲特色旅游资源开通包机直航。结合支点港口布局，研究部署沿线全货机航线。

　　结合沿线港口、机场布局，建设临港园区，推广“中国模式”的特区、园区建设经验，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载体。

　　（四）建设高端技术引进中心、沿线国家人员培训中心、金融创新中心。加强与挪威海工技术及海洋科研机构合作，通过企业和政府渠道建立合作平台。引进BI挪威商学院、挪威管理学院、挪威科技大学等，联合成立海洋智库。北欧和美国的利益在中国的利益并不一致，可充分引进其全球顶尖的海工知识技术及资本运营模式。

　　成立海上丝绸之路学院，培育沿线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园区管理层、政府官员等。

　　结合企业走出去、产品走出去，将深圳建设成为沿线国家的人民币业务中心。

　　（五）建设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桥头堡。争取国家资金及政策支持，通过光缆、基站、卫星电视接收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中华文化的传播渠道。通过影视发行权申请、媒体进驻、旅游集团运营、文化学校建设等，扩大中华文化的传播范围。深圳作为后方基地和总部聚集区，全力支持中华文化“走出去”。

　　作者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