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春

　　在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在改革的攻坚阶段，要下决心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把个人的利益抛在脑后，时刻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只要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事情，就毫不犹豫地去做。

　　现在很多人都以为 “三思而后行 ”是孔子的主张，其实这是误解。恰恰相反，孔子是反对三思而后行的。我们不妨看看《论语》原文：“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1〕这段话的意思是：季文子要三次考虑以后，才去做某一件事。孔子听到这事，说：“考虑两次，就可以了。”〔2〕由此可见，《论语》中“三思而后行 ”并非出自孔子之口，而是季文子的行事原则。季文子，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左传》记载，季文子之为人，于祸福利害，计较过细。孔子对季文子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考虑两次就可以了。宋代学者程颐〔3〕就此解释说：“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现代学者钱穆〔4〕在《论语新解》一书中注解此句时指出：“事有贵于刚决，多思转多私，无足称。”这些注释赞同孔子的观点，对季文子的行事原则提出了批评，认为考虑过多就会生出私心杂念来，办事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不值得称道。

　　在现实生活中，孔子对季文子的批评对各级领导干部很有借鉴意义。受长期以来传统体制和习惯思维的束缚，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大量需要从体制机制创新中求得突破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面前，领导干部往往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善于研究和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敢于突破陈规陋习，勇于用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为全局创造了经验，取得了显著政绩。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大批这样的干部，值得称道。第二种是循规蹈矩、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工作尚属勤奋，但缺乏辩证思维能力、开拓创新意识，习惯于围绕传统体制做文章，习惯于用管理和协调去弥补体制上的弊端，往往事倍功半。这样的干部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学习提高，不断增强改革创新的意识和本领。第三种是看到了体制机制的弊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但害怕费力不讨好，害怕得罪人，害怕上级考核时有人说“坏话”，因此不愿触及矛盾，满足于“门市”工作，好做表面文章。实践中这种干部不乏其人，而且在一定时间内往往“发展”还很顺利，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这样的干部就需要对照一下孔子对季文子的批评，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一思问题症结何在，应不应该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创新；二思怎么能改革好，如何统一思想、明确思路、制定方案、出台政策，增强预见性、提高科学性、注意协调性、完善配套性，努力实现预期目标。只要这两个问题考虑成熟了，足矣。如果有第三思，往往就是考虑推动这项改革会不会对我个人利益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得罪人、丢选票，会不会对个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甚至人身安全带来风险，等等。一句话，就是滋生私心杂念，“多思转多私”。因此，这第三思要不得，要下决心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把个人的利益抛在脑后，时刻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只要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事情，就毫不犹豫地去做。当然，上级在考察干部时，也要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去衡量干部的政绩，建立鼓励改革创新的干部选拔机制。全社会也要营造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让更多的人消除犹豫不决的思想包袱，勇于开创新局面。

　　当前，我国正处于伟大的社会变革中，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我们在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这样那样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困难和风险。党的十七大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这是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基本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破除私心杂念作祟，破除陈旧观念束缚，破除传统体制枷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勇于改革创新，善于破解难题，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一言以蔽之，思亦有道。思而不行者，多思无益；思而决其行，再思可矣。

　　（本文发表于200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

　　注释

　　〔1〕《论语·公冶长第五》。

　　〔2〕徐志刚：《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55页。

　　〔3〕程颐（1033—1107年），北宋哲学家、教育家，河南洛阳人。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官至崇政殿说书，与兄程颢学于周敦颐，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他的哲学思想以“穷理”为主，认为“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强调“格物致知”，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4〕钱穆（1895—1990年），现代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任教，并曾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9年，在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夜校（后更名新亚书院）。1953年创办新亚研究所。1967年移居台北，任教于台湾地区中国文化书院（今文化大学），并任台北“中央研究院 ”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 ”特聘研究员，在学术思想和文化史研究方面多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