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越南、新加坡，数次提及欢迎周边国家搭中国发展“快车”，并邀请相关方面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及“亚投行”建设；与历次“高访”一样，中越、中新之间均签署了数目可观的贸易大单。几乎同时，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透露，亚投行预计今年底正式营运，并于2016年第二季度开始提供贷款。

　　这些新闻放在一起，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经贸格局的态势显而易见。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番同世界经贸格局的深度融合，今天的中国会处于何种方位；而在“开放发展”被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的语境下，这样的融合和参与将会越来越深。

　　开放成就发展，这是对30余年历史经验的一条基本判断。而与当年“打开国门”相比，如今开放发展的内涵显然丰富得多，规模也日渐壮大——近乎海量的中国企业开始海外投资，“走出去”的声势丝毫不逊当年的“请进来”。

　　当全球企业日益重视中国这块新兴大市场的时候，中国企业则把世界视作一个更大的“市场”。无论是对具体的企业还是抽象的国家，经贸合作自然是一桩极其可观的“生意”。然而，仅仅抱以“做生意”的态度，怕还不能触及“开放发展”的要义；就“生意”而“生意”，甚至可能做不好“生意”。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历程，素来是“前景很美好，现实很坎坷”。不久前，中国铁路总公司在雅加达与印度尼西亚4家国有企业签署协议成立合资企业，由此正式赢得雅加达—万隆（雅万）高铁项目。“高铁走出去”的呼声由来已久，亦早有国家领导人出马担任“推销员”，但其真正落地的过程依然充满艰辛，甚至在一些国家几度遭遇反复。庞大如高铁尚且如此，更多规模偏小的民间企业，在将技术和资本投向海外时，更遭遇着重重壁垒。

　　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阻力，背后伴有多重原因。一方面，一些国家始终以“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企业，中企很可能在跨出国门伊始，就面临一个不对等的营商环境。这方面，自然需要国家层面进行“托底”和“背书”，尽力争取一个公正透明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走出去”更意味着同国际通行规则的全面接轨。在不能全权制订游戏规则之前，遵循通行的规则，是企业顺利“走出去”的前提，亦是国家开放战略得到世界接纳的关键。而许多“走出去”遭遇的坎坷，正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

　　“生意人”天生长于做生意，但国际经贸合作，并不只是“以钱易物”的简单交易。跨国的经贸行为往往涉及法律、劳动力、就业岗位、市场公平性等多重因素，稍有不慎，就可能破坏规则，遭遇壁垒。“规则意识”是需要通过制度和环境长期养成的，而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时，恰恰忽视了这些复杂而严密的规则。有些企业过度强调“廉价”优势，以致被误解为“倾销”倾向；有些企业漠视投资地劳动力需求，以致被认为抢夺了当地就业机会；亦有企业从不参与所在地社会事务，以致同当地格格不入……这些“交易”之外的疏漏，恰恰是“生意”做不成的根源。

　　说“开放发展”不只是“做生意”，也就是要看到“开放”本身更重要的内涵：对接。这种对接，既包括需求的对接、市场的对接，更包含规则的对接、秩序的对接。无论是日渐盛行的“走出去”，还是早有传统的“请进来”，能否实现这类对接，都将直接决定开放的成效。

　　显然，这既是提给企业的要求，更是提给政府的期待。建立一个合乎国际秩序和通行规则的营商环境，通过与国际接轨的政府管理来培育出接轨国际的市场主体，本身就是对开放的保护，也是政府推进开放发展的要义。何况，在这种规则和环境充分成熟之后，才可能在开放战略中更进一步，尝试成为国际规则的制订者，最终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而其背后，归结到底的还是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发展，这是“开放发展”的一条至关重要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