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9日获悉，全国政协委员刘晓庄在全国两会上提出，要对“奇葩证明”动真格，对那些“设卡添堵”的单位和公职人员及时曝光严厉查处。同时，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封闭，开放信息核对端口也很重要。 （3月10日《京华时报》）

　　毋庸置疑，对奇葩证明，是要动真格的。从刘晓庄委员所提的建议来看，方法论上也是值得推崇的，只是，当“各地的奇葩证明并没有寿终正寝，普通百姓依然叫苦不迭”的事实，再次引得两会关注时，在如何动真格的问题上，或许要有更细致的打量。

　　任何一个“奇葩证明”，都不是生来奇葩，至少看起来是冠冕堂皇的，而溯源“证明”之最初，因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难以流动的人身依附，一纸证明成为大多数时候唯一可以仰仗的“通行证”。如今，虽已作别那个无证不换的计划年代，但我们所身处的仍是一个建立在信息不对称上的陌生人社会，这也决定了在社会的公共管理中，必须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以破解信息壁垒所带来的管理障碍。

　　于此而言，证明是没有原罪的，真正让人情绪不淡定的是，这种看上去颇有哲理意味的“我妈是我妈”、“我是我”式证明，所指向的乃是公共服务中的刻板与冷傲，在所谓“规则”的悍然中，让办事者“折腾来折腾去”。部门间牛气冲天，爱理不理，任由办事者如无头苍蝇煎熬不已，稍有追问，便抛出“规则就是这样的”，堵得来者无话可说。如此种种，正是公共管理中过于冷漠的“平庸之恶”，成为民众心头不可承受之重。

　　这些“平庸之恶”之所以能奇葩地存在，既因于计划时代管理惯性，也有权力边界不清使然，而另一个更值得警惕的原因乃是丛林法则的坚硬存在。丛林法则本是存在于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所推崇的是物竞天择和弱肉强食的，换言之，在这种态势下，规则式微、暗流涌动。于是，我们惊讶地发现，一边是“证明我妈是我妈”的不容辩说，另一边却是“交60元给旅行社便轻松搞定”；一边是人在“证”途的困顿不堪，另一边则是“人在朝中好办事”；一边是一边是相互核实、相互推诿下的“死循环”，另一边则是领导干预下的“特事特办”。权力恋栈下对利益和权欲的醉心，促就权力人格化下的工具化，制度和规则的正当性，成为以权谋私的合法伤害工具。如此，当公共责任倒置，奇葩证明顺势而生。

　　这些奇葩证明的存在，所映射的既是缺乏制度的公权力失范，也是现代社会运行中的规则沉疴。而要对奇葩证明动真格，既需要通过明晰权力清单和简政放权实现权力格局的重建，让“把为人民谋发展增福祉作为最大责任”成为权力逻辑出发点；也需要通过增强公民话语权和廓清规则实现社会秩序的重建，实现社会最大的公平和正义。